100多年前，李鸿章曾告诫后人：倘若想中国没后患，必须先灭日本。 这事儿，咱们得

100多年前，李鸿章曾告诫后人：倘若想中国没后患，必须先灭日本。 这事儿，咱们得从头捋。 说白了，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就是一部不断被打脸的“错题集”。他最开始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手握淮军和北洋，是朝廷里最能“办洋务”的人。在他眼里，沙俄才是趴在中国北边的心腹大患，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割走了大片领土。 那日本呢？ 在李鸿章最初的战略图上，日本顶多算是个“疥癣之疾”。1870年，他甚至还主动跟日本使者谈，说咱俩都是亚洲兄弟，离得又近，应该“联为外援”，一起对付西洋人。第二年，他就力主签了《中日修好通商条约》。 他以为自己牵了条“看门狗”，结果牵回来一头“白眼狼”。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员在台湾被杀，悍然出兵侵台。这就是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清廷上下都炸锅了，主战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李鸿章怎么做的？他给负责台湾防务的沈葆桢发电报，核心思想就八个字：“只自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 翻译过来就是：你守着就好，千万别先动手。 他怕什么？他怕“中外构乱”，怕跟日本一打起来，他视若珍宝的家底——刚起步的北洋水师和洋务企业——会“兵连祸结”。 结果呢？他这边一“怂”，日本那边就顺杆爬。最后，日本兵没退，李鸿章反倒主张赔款了事，签了个《北京专条》，赔了50万两白银。 这笔钱，等于变相承认了日本“出兵有理”。日本用这笔钱，回去大大方方地把琉球给吞并了，改名“冲绳县”。 这事儿，李鸿章亲手给日本的野心开了“绿灯”。 如果说1874年是李鸿章的第一次重大误判，那十年后的中法战争，就是他“绥靖政策”的顶峰。 1885年，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打出了威风，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法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消息传回巴黎，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 这是什么？这是大清近代史上少有的陆战大胜。 按理说，该乘胜追击，把谈判桌上丢的面子打回来吧？ 李鸿章不。他又来了。他提出了“乘胜即收”的“高论”，把这场大胜当成了求和的筹码。 他火急火燎地跟法国人签了《中法新约》。结果是，中国战场上赢了，谈判桌上却输了。法国人没在战场上拿到的东西，李鸿章在条约里痛快地给了。 前线的将士听到这消息，气得“拔剑斫地”。李鸿章的这波操作，让全世界都看懂了一件事：大清，哪怕打赢了，也不敢真打。 日本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李鸿章怕“兵连祸结”，怕他那些昂贵的军舰和工厂被打烂，所以他宁愿花钱、割地，也不愿动武。这种“保船”思想，已经成了他的执念。 于是，日本放心大胆地开始磨刀，目标直指李鸿章最宝贝的北洋水师。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 李鸿章的“避战保船”策略，在丰岛海战、黄海海战中彻底破产。他砸了毕生心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他一辈子的“裱糊”事业，那张用来遮掩大清破败的“纸”，被日本海军的炮火轰得粉碎。 1895年，他拖着72岁的病体去了马关。他本以为还能像过去一样，靠着“外交纵横”和“国际调停”来讨价还价。 伊藤博文直接把清单拍在他脸上：割地，赔款。 李鸿章彻底傻了。他没想到日本人胃口这么大，这么不“讲规矩”。他还在那儿拖，想等西方列强介入。 结果，等来的不是“调停”，而是日本浪人小山六郎的子弹。 这一枪，打在李鸿章的脸上，却彻底打醒了他的“联日梦”。 他躺在病床上，血流不止，才终于明白：日本这次来，压根就不是为了“通商”或“赔款”，他们是来“要命”的。 这一枪，也让日本人露出了马脚，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怕夜长梦多，赔款从三亿两“降”到了两亿两。 李鸿章用自己的一颗子弹，给大清“省”了一亿两白银。这是何等的悲凉和屈辱。 所以，在回国的船上，他说出了那句“必须先灭日本”。 他终于看懂了，日本才是大清身边最危险、最贪婪、最没有底线的敌人。 只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 更可悲的是，李鸿章虽然看清了“病根”，但他开出的“药方”还是错的。 从马关回来，他知道日本是死敌了。那怎么办？他还是不敢“自强”，不敢从根子上改革。他的老毛病又犯了，“以夷制夷”。 他迅速转向，提出了“联俄拒日”的策略。 1896年，他跑到莫斯科，去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他又签了个《中俄密约》，把沙俄“请”进了中国东北，允许俄国修筑中东铁路。 他天真地以为，把北边的毛熊拉进来，就能吓住东边的恶狼。 他这是“前门拒狼，后门进虎”。沙俄拿到了东北的实际控制权，根本不拿日本当回事。这直接导致了几年后，日俄两国为了抢地盘，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了一场“日俄战争”。 李鸿章的“联俄拒日”，最后变成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更深的灾难。 李鸿章的那句“必须先灭日本”，在当时的大清，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他自己，恰恰是那个几十年里，用一次次妥协、一次次“联日”、一次次“避战”，亲手把日本喂成“猛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