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坐在后面的陈永贵，笑着举起酒杯，走到徐帅身旁，弯下腰、碰杯，敬酒，满满的都是尊重。 1978 年国庆招待会的水晶灯底下，陈永贵站在宴会厅后排，手指把酒杯握得发紧。 他望着前排徐帅的背影，蓝布中山装的领口被他悄悄拽了拽 —— 这衣服还是去北京前，大寨妇女连夜帮他缝的。 周围是碰杯声和谈笑声，他却想起大寨梯田里的露水，想起扛着锄头赶路的清晨。 深吸一口气，他端着酒杯往前走，脚步不快，却每一步都踩得扎实，像在田埂上走惯了那样。 走到徐帅身边，他主动弯腰，让酒杯口比对方低了两指：“徐帅，我是陈永贵，敬您一杯。” 这个弯腰的动作里，藏着他没说出口的感激 —— 不仅是对老同志的尊重，更是对能让农民说话的时代的珍视。 1964 年的冬天，大寨刚改完第三批梯田，周边的武家坪村就派村民来求助。 武家坪和大寨一样，全是坡地，种的谷子收下来还不够种子钱。 陈永贵没推辞，第二天就带着三个老把式去了武家坪，在山上蹲了五天五夜。 他教村民 “等高线垒埂”，还把大寨的 “水坠坝” 技术倾囊相授，连自家的工具都让他们先拿去用。 那年秋收，武家坪的粮食产量翻了一倍，村民们挑着新磨的玉米面来谢他，他只留了一碗：“都是种地人，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这不是他第一次帮邻村。 从 1962 年开始，他就牵头搞起 “大寨互助组”，把周边 12 个贫困村串起来。 缺工具，他组织大寨铁匠铺给各村打锄头、编箩筐；缺技术，他带着村民在大寨梯田里实地教学，手把手教怎么平整土地、怎么修水渠。 有次去白羊峪村指导，他在山上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还是坚持把修渠的要点讲完才肯下山。 后来白羊峪的水渠通了水，村民们在渠边立了块碑，上面刻着 “永贵渠”，他知道后赶紧让人把碑拆了：“渠是大伙修的，该叫‘同心渠’。” 回到招待会现场，徐帅握着他的手，笑着说：“永贵同志，大寨的事我知道，干得好！” 陈永贵的脸一下子红了，挠着头嘿嘿笑，像在村里被老支书夸了那样。 他想起 1959 年的灾年，大寨颗粒无收，他带着村民挖野菜、种早熟作物，硬是没让一个人饿肚子。 也是那年，他发现单纯改梯田不够，还得改良种子。 他托人从山西农科院要来了高产谷种，在自家责任田试种，白天侍弄庄稼，晚上就着煤油灯记笔记，记录谷子的生长情况。 试种成功后，他没藏私，把谷种分给周边各村，还手把手教村民怎么施肥、怎么防治病虫害。 那年下来，十几个村的粮食产量都提了上来，有人说他 “傻”，把好种子往外送，他却说：“只有大伙都吃饱了，才叫真的好。” 敬完酒往回走时，陈永贵的目光落在宴会厅墙上的 “农业丰收” 壁画上。 他想起 1970 年，他去北京参加会议，特意带了大寨的土壤样本和粮种。 在会上，他没讲空话，只把样本摆在桌上，说：“这是大寨的土，这是大寨的谷，只要肯下苦，地里就能长金子。” 后来，国家推广农业学大寨，他跑遍了十几个省，每到一个地方，都先去田里看土壤、看庄稼，再跟农民聊怎么改进种植方法。 在河南兰考，他顶着风沙在田里蹲了半个月，帮当地农民设计梯田方案；在陕西延安，他教村民修水窖存雨水，解决旱地灌溉难题。 有人统计过，那些年经他指导改进的农田，加起来有几十万亩，帮助上万农民摆脱了饿肚子的日子。 回到后排座位，陈永贵把没喝完的酒倒进杯子里，慢慢抿了一口。 酒是好酒，可他总觉得，不如大寨秋收后喝的玉米酒实在。 他想起离开大寨时，村民们往他包里塞的煮鸡蛋，想起孩子们追着车喊 “陈爷爷早点回来”。 他知道，自己虽然到了北京，可根还在大寨的田里，在农民的庄稼地里。 后来有人问他，在北京当领导习惯吗？他说：“不习惯也得习惯，因为我要替农民说话，替庄稼说话。” 1978 年的这场招待会，后来被很多人写进回忆里，却少有人提陈永贵那个弯腰敬酒的细节。 没人知道，他回到住处后，把那件蓝布中山装叠得整整齐齐，又把酒杯洗干净收进柜子里。 他在日记里写：“今天敬了徐帅，也敬了所有为农民着想的人。 我是农民出身，永远不能忘了本。” 那些年，他的贡献远不止改梯田、帮邻村。 他推动的农业技术推广，让更多农民学会了科学种地；他倡导的互助精神，让贫困村之间形成了互帮互扶的好风气；他在各种会议上为农民发声，争取更多农业支持政策。 如今再提起陈永贵，人们会想起大寨的梯田，想起他手上的老茧，他的贡献，不是写在文件上的空话，是长在田里的庄稼，是农民碗里的粮食，是各村之间相通的水渠。 就像他常说的：“咱农民没别的本事，就是能下苦，能干事，能让地里长出养活人的东西。” 主要信源：（荆楚网——我的爷爷陈永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