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国人开始羡慕中国制度了。有美国学者这么概括：美国是资本控制国家，国家听资本的，中国则是国家控制资本，资本听国家的。这是没错的，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何中国能够做大让资本听命于国家的。 这样的对比引发对中美制度差异的讨论，而梳理中国制度的核心优势、资本调控的实践路径及政策保障体系，能清晰看到中国 “驾驭资本” 的底层逻辑。 并非简单的强制管控，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政策引导与价值引领，让资本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与人民根本利益，这种能力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 中国能让资本听命于国家，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支撑。 中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为国家调控资本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 在能源领域，国有企业控制着全国 70% 以上的油气产量与电力供应，确保能源安全这一核心利益不受资本短期逐利行为影响。 在金融领域，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占据信贷市场主导份额，能按照国家政策导向，将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避免资本过度涌入房地产、金融衍生品等虚拟经济领域引发风险。 这种所有制结构不是排斥民营资本，而是通过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引导各类资本形成合力，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国家控制资本的关键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 “以人民为中心” 作为发展思想，制定经济政策时不被资本短期利益绑架，而是着眼于长期发展与民生福祉。在资本无序扩张苗头显现时，能及时出台监管政策规范资本行为。 2021 年以来，针对平台经济领域资本垄断、数据安全等问题，中国要求平台企业不得利用资本优势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引导平台资本向农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渗透，助力产业升级。 这种监管不是遏制资本发展，而是通过 “立规矩、划底线”，让资本在合法合规轨道上运行，避免资本异化为 “脱缰野马”。 中国的规划体系与政策工具，为引导资本方向提供了精准路径。 中国实行五年规划制度，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不同阶段的发展重点，让资本清晰感知国家战略导向。 “十四五” 规划将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共同富裕列为重点任务后，资本市场迅速作出反应。 2024 年，投向新能源、高端制造领域的民间资本同比增长 23%，科创板、北交所上市公司中，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 90%，资本流向与国家规划高度契合。 同时，中国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引导资本。 对符合国家战略的产业给予税收减免、低息贷款支持，对高耗能、高污染领域实施限制性信贷政策，通过差异化政策让资本 “愿意去、留得住” 在国家需要的领域，形成 “政策引导 — 资本响应 — 发展见效” 的良性循环。 中国对资本的调控始终坚持 “发展与规范并重”，避免非此即彼的极端。中国不否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是通过制度设计激发资本的正面效能。 民营资本贡献了中国 50% 以上的税收、60% 以上的 GDP、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 80% 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国家通过 “两个毫不动摇” 政策，保障民营资本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同时，通过建立 “亲清政商关系”，规范政府与资本的互动，既防止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也避免政府过度干预资本正常经营。 这种 “放活” 与 “管好” 的平衡，让资本既能保持活力，又不偏离服务国家发展的轨道。 美国学者观察到的 “中国让资本听命于国家”，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这种制度能超越资本的短期逐利性，将资本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服务于人民共同富裕与民族复兴目标。 随着中国制度优势的不断显现，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关注中国调控资本的经验，而中国也将继续完善资本监管体系，推动资本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民生改善深度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这既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求，也为全球治理资本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