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5日晚9点左右，日军冲动24架飞机，分三个批次，飞抵重庆上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狂轰滥炸。 1941年的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重庆从1938年开始，就成了日军“无差别轰炸”的重点目标。日本陆军航空本部说得很明白，就是要“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 到1941年，重庆人对白天拉警报、钻防空洞，已经有点“习惯”了。 但6月5号这天，不一样。这是1940年雾季以来，日军的第一次夜袭。傍晚六点多，天刚擦黑，警报响了。这警报还特诡异，平时是个大红灯笼，那天，居然是罩着红布的煤油灯。 恐慌瞬间放大了。白天大家可以疏散到郊区，可这大晚上的，很多人刚从郊区回城，根本来不及再跑，只能就近找防空洞。 于是，一个地方成了所有人的“救命稻草”——位于市中心较场口的公共防空大隧道。 这隧道，说白了，是个“豆腐渣”工程吗？也不全是。它是拿交通隧道改的，刚竣工，设计是好的。但坏就坏在，它压根没来得及装通风系统。 这就是个巨大的、两头堵的管子。 警报一响，人流疯了一样往里涌。这个隧道，撑死了，按最大容量算，也就容纳六千多人。可那天晚上，到底挤进去多少？ 近万人。 更要命的来了。晚上9点，日军飞机准时驾到。轰炸开始。 按照规定，洞门必须关闭，防止炸弹冲击波和毒气。于是，这个近万人的“罐头”，被彻底封死了。 里头的人，一开始是庆幸的。外面炸弹呼啸，至少，这里是“安全”的。 但很快，不对劲了。 幸存者朱更桃回忆：“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 何顺征也说：“开始感觉热得慌…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衣服也被撕破了。” 最恐怖的信号，是挂在墙壁上的油灯。它们一盏接着一盏，慢慢熄灭了。 这是最简单的物理常识：缺氧。 可洞门是堵死的，外面是防护团员。防护团员只知道“不准出来”，他们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更讽刺的是什么？据史料记载，当时防空司令部接到电话，说隧道“人满为患，严重超员”，请求疏散一部分人到军用防空洞。 可当时的重庆防空司令刘峙，根本没当回事。那些宽敞、舒适、通风良好的军官专用防空洞，近在咫尺，却拒绝向百姓开放。 粟远奎老先生回忆，他当时就和家人挤散了，“时间就久了，昏迷了。” 这一场长达5个多小时的轰炸，对洞外的人是煎熬，对洞内的人，是彻底的绝望。 6月6日凌晨，警报解除了。 当防护人员费力劈开被尸体堵死的洞门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惊呆了。 时任重庆市长吴国桢的报告里是这么写的：“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 尸体，一层叠着一层，很多人死了，还保持着站立的姿势，根本拉不开。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救援开始了。国民政府派卡车把窒息的人拉到朝天门河坝，指望新鲜空气能救活一批。 粟远奎老先生就是这么活过来的：“抬尸体的人就来抬我来了，这一抬就给我抬醒了。’哎呦，这个娃儿还是活的。’结果我一看，周边都是尸体。” 他活了。可他的两个姐姐，永远留在了那个洞里。 而在这一片混乱中，更丑陋的人性上演了。一些参与“救援”的人员，非但不用心救人，反而趁火打劫。 他们从那些尚有余温，甚至还有一口气的人身上，搜刮首饰、抢走钱财、剥走衣服。 那些侥幸在河坝上苏醒过来的人，清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嚎啕大哭。他们发现，自己随身的财物，全没了。 这是比窒息更让人心寒的二次伤害。 这场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 国民政府一开始报：“死亡461人”。市民当然不信。 后来，审查委员会“认定”为992人。美国《生活》杂志当时的报道说，最保守估计是4000人。 而在幸存者和民间统计里，这个数字是近万。比如有洗衣妇在洞口计数，抬一具尸体折一个竹签，最后折了九千多。 到了这个地步，992还是9000，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祸。 舆论哗然，必须有人负责。 最后，“处理”结果来了：防空司令刘峙被免职。市长吴国桢，撤职留任。几个工程处的人，撤职或记过。 仅此而已。 几千条人命，换来了几个官员不痛不痒的“罚酒三杯”。 8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防空洞，很多已经成了重庆轻轨的一部分，成了市民的纳凉点，成了这座8D魔幻都市的毛细血管。 但这段记忆，没法抹去。 每年6月5日，重庆上空都会响起防空警报。 而像粟远奎、陈桂芳这样的幸存者，从2004年开始，就组团去日本，起诉日本政府，要求道歉和赔偿。 他们要的，早就不只是钱，他们要的是一个公道。 大轰炸没有摧垮重庆。幸存者在废墟上写下了“愈炸愈强”四个大字。这种不屈的精神，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