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慈禧狼狈逃窜至山西首富乔家，临行时，慈禧让乔家借她 10 万两，乔致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30 万都行，但您得留下一样东西。” 乔致庸细说要求，慈禧大笑：“这有何难？“ 庚子年夏末，北京城外炮声隆隆，八国联军长驱直入，紫禁城摇摇欲坠。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一路风餐露宿，银钱短缺。途经山西祁县，投奔当地首富乔家，借宿之际索要十万两白银。乔家掌门乔致庸闻言不慌，反倒表示三十万两也出得起，只求太后留下一件东西。这要求一出，慈禧应允，究竟是何物，竟让乔家甘冒风险？ 那是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帝国主义列强野心勃勃，八国联军以义和团为借口，悍然入侵。1900年6月，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7月逼近天津，8月4日围北京。14日，北京城破，硝烟四起，百姓流离。次日，慈禧太后下旨，带光绪帝和少数随从出神武门西逃。队伍仓促，国库空虚，早年甲午战败赔款累累，不平等条约层层加码，朝廷早已债台高筑。 西逃之路艰辛无比。先到昌平，地方官畏敌如虎，闭门不出，只得继续赶路。暴雨倾盆，道路泥泞，众人饥寒交迫。到怀来县，县令吴永勉强备小米粥和咸肉，慈禧一行稍解饥饿。这位县令后来因“护驾有功”连升三级，可见地方官员的投机心态。继续前行，穿越宣化、土木，宿驿站条件简陋，漏雨潮湿。进入山西雁门关，风沙扑面，8月24日抵太原，巡抚衙门虽张灯结彩，接待规格不低，但慈禧开销巨大，车马仆役样样需钱，只能向富户“募捐”。 山西商帮发达，票号林立，太原一带乔家、曹家等巨贾云集。慈禧队伍继续南下，9月下旬抵达祁县乔家大院。乔家是晋商代表，靠票号起家，家业遍布全国。乔致庸时年五十余，掌管家族生意，早年创日升昌票号，信誉卓著。慈禧一行入住乔家东院，乔家张罗吃住，羊汤热饼上桌，热水沐浴备齐。几天下来，太后稍作休整。 临行前，慈禧召乔致庸议事，直言需借十万两白银，以备西去西安的路费。十万两在当时是巨款，相当于普通人家几辈子积蓄。更何况清廷信誉扫地，借出难收。乔家票号虽富甲一方，但风险不小。乔致庸没有推脱，反倒表示三十万两也行，只求太后留下一件东西。细说要求，乃是亲笔题匾，四字传家。慈禧听罢，命山西巡抚速制木匾，亲题“福种琅嬛”四字。这四个字寓意深远，福泽绵延，琅嬛指书香之地，暗示乔家风水宝地、书卷气盛。 相比之下，慈禧此前在太谷曹家借三十万两，曹家谦让赏赐由太后定，慈禧赠一金火车头钟。此钟法国进贡，鎏金外壳，内里合金，象征意义大于实用。乔家此举高明，不求实物，转要墨宝。匾额悬于乔家大院正门，至今犹在，成为晋商传奇标志。次日，慈禧队伍启程，乔家备银箱干粮，送出祁县。 慈禧继续西行，10月抵达西安，驻跸省垣，盘桓一年。1901年9月，辛丑条约签订，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列强得寸进尺，清廷更陷泥潭。次年春，慈禧回銮北京，沿途仪仗虽复旧观，国力却一落千丈。这次逃亡暴露封建王朝腐朽，军阀官僚无能，百姓深受其害。 乔家借银虽未全数追回，但长远收益丰厚。有了太后墨宝，乔家声望大涨，在民间官场如虎添翼。日升昌票号由此涉足官银汇兑，业务扩展京沪，分支遍布全国。乔致庸深知乱世求存之道，与朝廷周旋需护身符。这块匾额不仅是荣誉，更是商业通行证，让乔家避开诸多禁忌，稳健壮大。 晚清乱象，帝国主义欺凌加剧，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义和团起事本是民众反帝义举，却被慈禧利用，酿成更大祸端。北京陷落，慈禧出逃，地方富商如乔家，在国家危难时伸援手，既是无奈，也是智慧。乔致庸的抉择，体现了晋商的生存之道，不盲从官场，却借势护业。 这事就是一笔精明的买卖。借钱给朝廷，风险大，但换来政治资本，值了。乔家后来鼎盛一时，票号帝国横跨大江南北，可见眼光长远。反观慈禧，逃亡中仍索捐款，奢靡旧习难改，加重民负担。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外患，腐朽政权是内忧，只有团结抗敌，方能转危为安。 如今回看这段往事，乔家大院匾额犹在，提醒后人：在民族危亡关头，商人也要有家国情怀。乔致庸没选择明哲保身，而是抓住时机，既帮了朝廷，也成就家族。这不是投机，而是对时局的清醒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