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为妾、乞讨…这位女团长用半生等一句“正名” 1931年秋，赣鄱大地的芦苇荡里，20岁的王泉媛攥着半截断裂的梭镖，听着身后敌人的马蹄声越来越近。她蜷在冰冷的水洼里，粗布衣衫沾满泥浆，却死死咬着牙——从40担谷子换的童养媳，到扛枪闹革命的红军战士，她绝不能死在这里。 一、40担谷子的童养媳，偏要挣出“人”的模样 1913年，王泉媛生于江西吉安泸富村，原姓欧阳。8岁那年，家里揭不开锅，她被以40担谷子许给邻村王家做童养媳，从此改随夫姓。在王家的日子，她天不亮就挑水、舂米，稍有不慎就遭打骂，可她总偷偷扒着私塾的窗棂认字数。 1930年，红军队伍路过茶园村，宣传员喊着“妇女要解放，不当牛和马”的口号。17岁的王泉媛攥着满手老茧，第一次敢抬头对王家说“不”——她跟着队伍走了，成了区里最年轻的妇女部长，白天组织妇女纺线支前，夜里带着担架队抢运伤员，梳着两条粗辫子的模样，成了乡邻眼里“敢逆天的丫头”。 二、长征路上的“铁姑娘”，马背上办起“流动课堂” 1934年10月，王泉媛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被分到后勤队照料伤员。雪山草地里，她背着比自己还重的药箱，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前行，饿了就嚼几口炒面，渴了就抓把冰雪。有次伤员发烧昏迷，她把自己的棉衣拆了，撕成布条裹住伤员的脚，自己裹着茅草睡在雪地里。 行军间隙，她还在马背上办起“流动课堂”，教女战士们认“红军”“解放”“平等”这些字。有战士问她“革命能成功吗”，她指着远方的星空笑：“只要咱们脚不停，总能走到天亮。”1935年遵义会议后，她与王首道结为革命伴侣，婚礼只摆了两碗糙米饭，却成了长征路上最暖的光。 三、河西走廊的殊死战，女团长的最后一颗子弹 1936年10月，王泉媛被任命为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带着1300多名女战士西渡黄河。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队伍，要面对的是马步芳匪军的数万骑兵。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她们用步枪、手榴弹对抗敌人的马刀和火炮，王泉媛总是冲在最前，棉衣被弹片划开无数口子，胳膊上的伤口结了又裂。 1937年4月，为掩护指挥部撤退，妇女先锋团在梨园口阻击敌人。子弹打光了，她们就用石头、梭镖拼杀，王泉媛的战马被打死，她摔在沙地上，仍攥着断枪喊“跟敌人拼了”。最终弹尽粮绝，她与剩余战士一起被俘——这一年，她24岁。 四、牢笼里的坚守，讨饭也要回“家” 被俘后，王泉媛被关进马步青的牢房，后来又被强送给马进昌当妾。在敌人的监视下，她始终没忘自己是红军战士：偷偷藏起战友的党证，趁看守不注意就给难友们讲长征故事，哪怕被打骂，也绝不喊一声“投降”。 1939年3月，马进昌带兵外出修路，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王泉媛翻后墙逃出牢笼。她身无分文，一路乞讨着往江西老家走——饿了啃树皮，渴了喝路边的积水，脚上的草鞋磨穿了，就裹着布条走。有人劝她“找个人家嫁了安稳过活”，她摇头：“我是红军，得回家。”这一路，她走了整整3年。 五、乡野间的“无名者”，半生未改赤子心 1942年7月，形容枯槁的王泉媛终于回到吉安老家，可此时她已与组织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她没提自己“西路军女团长”的身份，默默当起大队妇女主任、生产队长，带着乡亲们种粮、修水渠。后来她成了禾市镇敬老院院长，先后收养7名孤儿，用自己的工资给孩子们买衣服、交学费。 孩子们问她“奶奶年轻时做过什么”，她只笑着说“种过地、打过仗”，从不提那些惊心动魄的过往。直到1982年，69岁的她在儿媳妇的陪同下赴北京，找到康克清等老战友，才说出那句藏了半生的请求：“我想恢复党籍，想告诉组织，我从没忘过誓言。” 六、76岁终获正名，初心照亮来时路 1989年，经组织核查，76岁的王泉媛终于恢复党籍和红军身份。拿到批复文件的那天，她戴着老花镜，一遍遍地摸上面的字，眼泪打湿了纸页——从17岁投身革命，到76岁正名，她用半生坎坷，守住了对党的忠诚。 晚年的王泉媛常去学校给孩子们讲长征故事，她的手背上满是皱纹，却能清晰地比画出当年握枪的姿势。2009年，96岁的她在吉安逝世，临终前仍念叨着：“红军的信念，不能忘啊。” 本文依据国家档案馆西路军史料、《王泉媛回忆录》相关信息整理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