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下令，必要时候处决监狱里的共党，这个时候一名国民党检察官站了出来，四处为共党求情，离谱的是，国民党内部居然没有一人怀疑他是共党！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初的南京城，到处弥漫着一种末日前的诡异气氛，蒋介石在撤往台湾前下了一道密令：各地监狱中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战局失控时无需审判，直接处决，这道命令传到南京时，监狱里关着几百号人，他们的命运悬于一线。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叫杨兆龙的国民党司法部司长做了件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他开始四处奔走，利用自己的职权和人脉关系，想方设法拖延处决程序，甚至直接找到南京监狱的负责人，以“案件证据不足需要复核”为由阻止行刑。 更离谱的是，当特务机关的人找上门质问他时，他端着茶杯不紧不慢地回了句：司法程序不能乱，证据不全就处决，传出去怎么向民众交代？ 这话说得特务哑口无言，要知道，当时国民党内部已经乱成一锅粥，官员们要么忙着转移家产准备跑路，要么盯着自己的乌纱帽自保，谁也没心思在这种“小事”上较真。 杨兆龙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反复用法律条文当挡箭牌，硬是把处决的事一拖再拖。 说起来杨兆龙这个人也算传奇，他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律系，后来留学哈佛和柏林，精通六国语言，回国后一路做到刑事司司长，这样的履历在民国司法界算得上顶尖人物，威望极高。 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格外信任，完全没想到这个满脑子法律条文的学者型官员，会在关键时刻站到共产党一边。 事情的转机来得有点戏剧性，当时地下党的学运委成员沙轶因无意中提到，她姐夫就是杨兆龙，这个消息传到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耳朵里，她立刻意识到这是个救人的机会。 通过沙氏姐妹的劝说，杨兆龙同意帮忙保释一些指定人员，恰好这时候代总统李宗仁任命他代理最高检察署检察长，这个职位让他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杨兆龙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不说自己在帮共产党，而是处处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说话，他找到李宗仁时，直截了当地说：要搞和谈就得取信于民，放了这些人才能显出诚意。 李宗仁一想也对，反正蒋介石的账没必要自己背，不如卖个人情，于是在1949年4月5日签署了全国释放政治犯的命令。 拿到这个命令后，杨兆龙立刻制定详细的执行方案，从4月9日开始，南京各个监狱的政治犯陆续获释，很多人一出狱就和组织接上了头。 等到4月20日国民党想来个“清狱”时，监狱里早就空空如也，这场营救行动堪称完美，而国民党内部竟然没有一个人怀疑杨兆龙有问题。 为什么没人怀疑他？首先是他的身份掩护太好，作为法学权威，他平时处理案件一向严谨，该立案的立案，该侦查的侦查，从不含糊。 即便遇到共产党人的案件，他也只是用“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这类正常理由拖延，从表面上看完全符合司法程序。 其次是他的说辞太有说服力，他总能找到对国民党有利的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让人觉得他是在为党国着想。 更关键的是时局的混乱给了他操作空间，那会儿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各级官员都在为自己打算，谁还有精力去查一个司法官员是不是有问题？ 大家只看到他按规矩办事，反而觉得这个人靠得住，就这样，杨兆龙在所有人眼皮底下，把几百条人命从虎口里救了出来。 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救人本身，那些获释的同志很快投入到解放南京和政权接管的工作中，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从人心向背来看，国民党败亡前要杀人灭口，杨兆龙却逆势救人，这种对比让老百姓更清楚地看到谁才是真正为国家着想的。 杨兆龙后来的日子并不全是顺风顺水，但他从未后悔过当年的选择，建国后他在东吴大学教政法，用实际案例告诉学生法律的根在民心，被问起往事时，他总说良心过得去，历史终究公道。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南京解放前的陈修良——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