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被折磨到体无完肤的萧明华，听闻敌人要枪毙自己。突然，抬头说：“我可以招，但我要见哥哥一面！”见完面，接下来的事却让敌人悔不当初。 审讯室的灯亮了一整夜。空气混着药水味和血腥气，墙角的铁链还在轻轻晃。被捕的萧明华靠在椅子上，脸色苍白。敌人折磨了她整整三天，仍没问出一句真话。 那天，审讯官冷冷地说要把她拖去枪毙。萧明华抬起头，声音出奇地平静：“我可以招，但要见哥哥一面。”一句话让审讯室的人都愣住。没人想到，一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女人，还能提这种要求。 他们以为胜券在握，却不知自己已落入圈套。萧明华并非普通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聪慧过人，大学毕业后投身地下工作。她的代号从未在文件上出现过，只有组织知道她在台湾潜伏的任务。 敌人抓到她，以为逮住了“共产党核心特工”，却不知道她背后牵着一整条隐秘的情报线。 萧明华曾在北平读书，校园的梧桐树下，传单和秘密接头一样多。她做事冷静，行走自如。那时候许多年轻人奔走在地下工作，她是其中最干净利落的一位。 消息传到组织，决定派她去台湾，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建立情报小组。于是她与朱芳春假扮夫妻，在陌生的岛上开始秘密生活。 生活看似平静，暗线却紧绷。白天在店铺忙碌，夜里整理情报，翻译文件，撰写暗号。数份极机密的军事图纸通过她的手传出，直接送达香港，再经安全线转往大陆。 那些文件里有海南岛防御部署、舟山群岛海图，还有台湾军方的兵要地志。每一份都能左右前线战局，每一次传递都在刀尖上跳舞。 潜伏的岁月不长，危险却像影子一样跟随。1950年初，台湾当局发动大规模搜捕。地下电台被截获，通讯员被逮，形势一夜紧张。 那天夜里，萧明华得知行动暴露，命令组员销毁档案，转移资料。文件焚毁时火光刺眼，她没有离开，而是留在原地掩护。敌人闯入，搜查、推搡、上铐，连夜押走。她没有反抗，也没有多说。 监狱的灯从不熄。每天都有新的审讯，每天都有人被拖走。她的身体几乎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却始终守着沉默。敌人变换手法，从软话劝降到严刑拷打。 萧明华心里清楚，只要一个字泄漏，几十名同志的性命就会断在这里。那晚，她听到外头风声，知道自己被判死刑。于是那句“我要见哥哥一面”才脱口而出。 他们真的把她的哥哥找来。兄妹多年未见，在狱门外隔着铁栏相望。哥哥面色灰白，神情复杂。敌人以为见亲人能瓦解她的意志，却低估了这位年轻女子的意志。 会面过后，她没有招供，也没妥协。反而在接下来的审讯里彻底反击——她编造出一份假的情报名单，故意引敌误判。 那份名单让敌人连夜调兵，查遍全台，空耗人力，却一无所获。直到数月后才发现被骗，情报线早已重新转移。 萧明华被打得昏迷数次，每次醒来都要求纸笔，写下牢中的想法。那三十条“狱中纪事”，成为她留给世界的最后文字。 她记录同伴被捕的消息，也写下自己的思考：“若要牺牲，愿死得无声，只求信念不灭。”笔迹渐渐歪斜，最后一句写到一半，墨水洇开。 1950年11月8日清晨，押解车停在台北马场町。天未亮，风吹得人睁不开眼。士兵递上一杯酒，说是“壮胆”。她接过，轻轻倒在地上。脚镣一响，她抬头望向东方。 太阳还没升起，她大步走到沙丘顶，拒绝下跪。行刑队一阵骚动，指挥官低声下令。枪声响起，回声撞在空旷的场地上。她的声音盖过枪声——“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那一年，她28岁。敌人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杀死的，是一位坚不可摧的战士。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那份“假情报”让许多潜伏人员得以逃脱。她以一人之死，保下整支队伍。那场较量，敌人彻底输了。 多年后，战火早已平息，台湾街头再无人提起那场秘密战线。直到1982年，一架飞机从台北起飞，载着一口骨灰盒。 萧明华的哥哥带着她的遗骨，降落北京。那天，八宝山的松林安静，骨灰入土，碑上刻下她的名字。墓碑前摆着三枝白菊，风拂过，松针沙沙作响。 墓志里写着一句她生前留下的话：“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她在台湾吧。”那是她生前最温柔的一句话。 她不愿让亲人再奔波，也不愿让仇恨延续。后来，组织将她追认为革命烈士，烈士名录上第一个“在台牺牲者”，就是这个名字。 如今提起她，许多人想起的是那句传遍网络的台词——“我要见哥哥一面。”真实的历史并没有留下那场对话的证据，但留下了比言语更有力的事迹。 她的沉默，她的坚定，她的那声呼喊，都写进了那个动荡年代的背影。 有些人没能活着看到黎明，却点燃了通往黎明的火光。萧明华，就是那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