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情报员文国才不幸被捕，被严刑拷打时，一个翻译突然上前，扇了他一巴掌，文国才大骂：你这个卖国贼，你……话还还未说完，这个翻译凑到他耳朵旁，悄声说：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1944年，抗日战争已经打了七年，尤其是在安徽这种敌我势力交错的地方，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火药味。 文国才，就是在这锅里熬着的一员。他不是天生的特工，早年是个在战场上跟鬼子拼过命的普通士兵，身上还留着弹片划过的疤。后来因为脑子活、人沉稳，才被调去做敌后情报工作。 那年春天，他接了个任务，去安徽周家屯的一个小商铺接一批急需的物资。那个铺子，是我方经营多年的秘密联络点，不起眼，却至关重要。 为了安全，文国才乔装打扮，一路小心翼翼。可当他走进那家熟悉的铺子，对着老板说出暗号时，老板的反应让他心里“咯噔”一下。没有预想中的默契和接应，老板眼神躲闪，表情茫然，甚至带着一丝恐惧。 就这生死一瞬的细节，文国才的脑子里警铃大作。他干这行五年，见过太多因为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全盘皆输的例子。他立刻意识到：出事了，这个据点暴露了。 他没有多说一个字，转身就想走。可晚了。巷子两头，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群荷枪实弹的日军宪兵和特务，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被捕的那一刻，文国才脸上装出了极度的惊慌和恐惧，但心里却异常冷静。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他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身份。 文国才被带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审讯室。那是个让人窒息的地方，空气里混杂着血腥味和霉味。面对审讯他的日本军官，文国才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个进城收账的小商人，走错了地方。他表现得唯唯诺诺，一副被吓破了胆的样子。 日本人哪会轻易相信他。各种酷刑轮番上阵，希望能从这个“小商人”嘴里撬出点什么。文国才咬紧牙关，浑身疼得像散了架，但嘴里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官爷，我真的只是个收账的，冤枉啊！” 审讯的日本军官见严刑逼供没用，以为是语言不通，便招手叫来了一个中国的翻译官。 那翻译一进来，就对着日本人点头哈腰，一脸的谄媚。文国才一看这副嘴脸，心里的火“蹭”一下就冒了起来。他用尽全身力气，抬头对着那翻译官怒骂：“你这个卖国贼，你……” 然而，他“卖国贼”三个字刚骂出口，那个翻译官突然跨步上前，狠狠一巴掌扇在文国才脸上，力道之大，让他眼冒金星。就在日本军官以为翻译在“杀鸡儆猴”而露出满意微笑时，那个翻译凑到文国才的耳边，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见的声音，飞快地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像一道惊雷，在文国才混乱的脑海中炸响。 他说的是：“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那一瞬间，文国才的内心翻江倒海。眼前这个被自己唾骂为“卖国贼”的人，竟然是同志？这记耳光，是在演戏给日本人看，是为了保护他？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博。在敌人的心脏里，信任是比黄金还奢侈的东西。你不知道身边的人哪张脸是面具，哪张脸是真的。这个翻译，有没有可能是双面间谍，用这种方式来骗取他的信任？ 但当时的情形，文国才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赌一把，赌眼前这个人，真的是自己人。他选择了沉默，继续扮演那个被吓傻了的商人。 接下来的审讯，变得微妙起来。那个翻译官在翻译时，总会有意无意地“扭曲”文国才的话，把他一些可能引起怀疑的回答，翻译成一个普通商人完全合乎逻辑的说辞。他还添油加醋地向日本军官描述，说这个人一看就是个胆小如鼠的生意人，绝对不可能是训练有素的抗日分子。 最终，日本人似乎也觉得从这个“软骨头”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酷刑没有再加重，只是把他关进了普通牢房。 这次致命的危机，就因为那一句悄声的提醒和一记响亮的耳光，被化解了。 在牢里，文国才一边养伤，一边寻找逃出去的机会。而那位翻译官，则利用自己的身份，悄悄地为他提供帮助。有时候是传递一张不起眼的纸条，上面画着监狱的简易布防图；有时候是借着送饭的机会，塞给他一小截能用来挖墙的铁片。 他们的交流，从来没有言语，全靠心照不宣的默契。身份是唯一的盔甲，也是最危险的枷锁，多说一句，可能就是万劫不复。 经过周密的准备，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文国才在几位狱友的帮助和翻译官的暗中接应下，成功越狱。逃出生天的那一刻，他回头望了一眼那座阴森的监狱，心中百感交集。他甚至连那个救了他性命的翻译官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抗战胜利后，新中国成立，文国才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做贡献。他的人生轨迹归于平淡，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个结：那个在最危险的时刻拉了他一把的无名英雄，到底是谁？他在哪里？ 他曾多次通过组织去打探，希望能找到那位翻译官，当面道一声感谢。然而，岁月流转，人海茫茫，当年的很多档案都已残缺，那段历史的许多细节，也永远地湮没在了时间的长河里。 寻找那个救命恩人，成了文国才一生最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