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隐瞒艾滋病十年：一场婚姻中的信任崩塌与法律拷问 近日，云南防艾部门公布的一起案例引发广泛关注：王某在探视因开设赌场入狱的丈夫李某时，才惊悉对方已确诊艾滋病十年。这个被刻意隐瞒的真相，撕开了一段婚姻中最脆弱的信任根基——婚后多年，李某始终以"肝病服药"为借口掩饰病情，夫妻生活从未采取防护措施。尽管医学检测确认王某未被感染，但精神层面的创伤已难以弥合，她最终选择向法院申请撤销婚姻。 在这段持续数年的婚姻中，李某的行为构成双重背叛。作为HIV携带者，他明知《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感染者有义务告知配偶或性伴侣"，却选择欺骗；作为丈夫，他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与妻子发生关系，将对方置于感染风险中。云南省传染病医院数据显示，在未采取阻断措施的情况下，异性单次性行为HIV传播概率为0.04%-0.08%，但长期无防护接触会使风险呈几何级数增长。李某所谓的"积极治疗无传染性"辩解，在法律与伦理面前显得苍白——即便病毒载量检测不到（U=U），知情同意权仍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王某的诉讼请求直指现行法律的模糊地带。根据《民法典》，可撤销婚姻仅限于"重大疾病婚前未告知"情形，且需在知情后一年内提出。但此案的特殊性在于：李某确诊于婚内，隐瞒行为持续至今。法律界对此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可类推适用"欺诈撤销"，也有专家指出需通过离婚诉讼解决。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案件并非个例——中国疾控中心2024年报告显示，约12%的HIV阳性者从未向配偶披露病情，其中多数人担心"被抛弃"或"遭歧视"，却忽略了隐瞒本身的法律后果。 此案再度引发关于传染病患者告知义务的讨论。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虽确立告知原则，但缺乏具体追责机制；而《刑法》中"故意传播性病罪"的适用门槛极高，需证明"明知且故意"。相比之下，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已将"隐瞒HIV阳性身份发生性关系"明确入刑，美国部分州规定未告知伴侣可构成重罪。如何在保护患者隐私权与保障公众健康权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立法者亟待解决的课题。 这起案件最终以王某未被感染的"幸运"收场，但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当婚姻中的坦诚让位于恐惧，当法律滞后于现实困境，社会需要构建更完善的防护网——从加强HIV阳性者的心理干预与法律教育，到建立医疗机构对配偶的有限告知机制（如北京推行的"阳性结果配偶告知服务"），再到明确婚姻撤销与赔偿标准。毕竟，真正的亲密关系不该建立在一方战战兢兢、另一方如履薄冰的基础之上。艾滋病感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