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还没死，就不治了，我朋友老公喝醉酒骑着摩托车从大桥上摔下去了，放弃治疗了，是朋友的决定。她老公送到医院的时候，五官都看不清楚了，医生说摔的很严重，颅内大面积出血，手术费大概要20几万，治好了也可能会变成植物人。她老公47岁，包工程的，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朋友带着三个孩子，没有上班。 当医生问家属是否同意手术时，病房门口朋友的公公、婆婆和小叔子，大家都选择沉默。朋友说当她跟医生说同意放弃治疗时，看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心里都清楚结果，即使是开颅手术成功了，变成植物人，后面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一个不知道是否回来的人， 但是大家都不想成为这个“恶人”。 她攥着医生递来的放弃治疗同意书，指腹被纸张边缘磨得发红，三个孩子的学费、房贷催款单像潮水般在脑海里翻涌。20几万的手术费对刚垫资完工程款的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后续植物人的护理费用更是无底洞，她一个全职妈妈根本无力支撑。公婆的沉默里藏着年迈的无助，小叔子的低头藏着对未来的逃避，只有她，必须站出来接住这道血淋淋的选择题。 签字的瞬间，她突然想起老公早上出门时说的那句“今晚陪甲方喝几杯，赚了钱给你买新项链”，如今成了再也无法兑现的承诺。病房里仪器的滴答声渐远，她知道这个决定会被外人议论“心狠”，可没人知道，比起失去丈夫的痛，让三个孩子跟着她一起被债务和无望拖垮，才是更残忍的事。 这不是冷漠，而是底层家庭面对命运重击时的无奈妥协。当医疗费用超出承受范围，当治愈希望渺茫到近乎绝望，放弃有时不是放弃生命，而是为了保住剩下的家人不被拖入深渊，这份被现实逼出来的“狠心”，藏着最沉重的母爱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