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吴石将军在马场町就义后，​组织上又派出了另外一位不得了的人物，​他

1950年，​吴石将军在马场町就义后，​组织上又派出了另外一位不得了的人物，​他是中共隐蔽战线最高级别的潜伏者，同时是唯一一位终生都奉献在隐蔽战线的党员。​他就是当时任国民党中将参谋的徐会之！

​​徐会之能走到国民党中将参谋的位置，从不是靠运气堆砌。1898年他出生在湖北黄冈的一个耕读家庭，少年时跟着教书先生念四书五经，却总偷偷藏着进步刊物。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全国，正在武昌求学的他攥着报纸在街头演讲，声音喊得嘶哑仍不肯停——就是这股子敢闯敢拼的劲儿，让他后来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北伐军。

​​可跟着国民党军队走南闯北的日子里，他渐渐看清了内里的腐烂：军官克扣军饷、士兵欺压百姓，所谓“革命”早已变了味。1926年，他在武汉结识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深夜里围着油灯听他们讲工农运动、讲民族未来，越听心里越亮堂。“既然这条路走不通，就得选条真正能救中国的路。”这年秋天，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名字刻进了隐蔽战线的名册里。

​​组织给徐会之的任务很明确：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利用身份获取核心情报。可潜伏从不是简单的“藏起来”，尤其是要爬到高层，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他凭着北伐时立下的战功，加上为人处世低调沉稳，慢慢从基层军官升到参谋处干事。有次国民党军召开绝密军事会议，讨论“围剿”苏区的部署，他坐在会场角落，手里假装记录会议内容，指尖却在笔记本背面飞快默写关键数据——兵力分布、武器配置、进攻路线，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散会後他借口去厕所，把写满情报的纸片卷成细条，塞进早就藏在袖口的空心笔杆里，直到深夜回到住处，才借着台灯微弱的光，把情报抄在薄纸上，再用米浆粘在《论语》的书页夹层里，等着交通员来取。

​​这样的惊险时刻，在他的潜伏生涯里成了常态。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升任战区参谋，接触到的情报层级更高。有一回他拿到日军即将偷袭某港口的作战计划，可当时交通员被国民党特务盯梢，根本无法接头。急得整夜没合眼的他，第二天故意在军官俱乐部“喝醉”，趁着和同僚推搡的间隙，把写有情报的火柴盒塞进了一位进步记者的口袋——那位记者是组织安插在媒体圈的联络人，后来果然顺利把情报送了出去，让守军提前做好准备，打退了日军的偷袭。

​​旁人只看到他步步高升，成了穿呢子军装、配金星肩章的中将，却没人知道他背后的坚守。他不能和家人透露真实身份，连妻子都以为他只是个“混官场”的国民党军官，偶尔抱怨他“不顾家”，他只能默默听着，转过身就红了眼眶。有次儿子问他：“爹，你天天和那些人打交道，真的觉得他们能打赢战争吗？”他蹲下来摸了摸儿子的头，只说了句“爹心里有杆秤”——这句没头没尾的话，藏着他不敢说出口的信仰。

​​1950年吴石将军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徐会之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国民党军的兵力调动文件。看到电报上“吴石就义”四个字，他握着笔的手顿了顿，随即又恢复了平静——隐蔽战线从不是孤军奋战，有人倒下，就有人接着扛起担子。那阵子国民党特务疯狂排查“共谍”，他办公室的电话每天响个不停，有时是特务机关的“例行询问”，有时是同僚试探的玩笑，他都应付得滴水不漏。有次特务突然上门搜查，翻遍了他的书房和卧室，最后拿起那本夹过情报的《论语》，问他“都当将军了还读这个？”他笑着说“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硬是凭着这份镇定蒙混过关。

​​后来有人问，是什么让他能在潜伏路上走一辈子？其实答案就藏在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文字里。解放后整理他的遗物时，工作人员在一个旧木盒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纸条，上面写着“生为党人，死为党魂，隐蔽一生，无悔无憾”。这十六个字，就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现在网上不少网友聊起徐会之，都忍不住感慨“真正的英雄从不需要张扬”。有人说“比起冲锋陷阵的战士，潜伏者更需要勇气，毕竟他们连牺牲都可能是无名的”，也有人说“正是这些藏在暗处的人，撑起了革命胜利的另一条战线”。确实，像徐会之这样的人，没有轰轰烈烈的战功，没有家喻户晓的名声，可他们用一生的隐忍和坚守，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为信仰交出了最厚重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