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东海舰队快艇支队风头十足，陶勇：给护卫舰一些机会，不争功 “［1956年7月，舟山司令部］张逸民，晚上风急浪高，别冲在最前面！”通讯席里传来参谋焦虑的提醒。电流嘶嘶，却掩不住艇长一句干脆的回答：“没事，快艇就该抢时间。”一句对话，把东海舰队快艇支队的血性揭开。 东海舰队诞生于1949年4月。那年，华东解放军刚刚赶走上海外滩的最后一支国民党海防炮台，张爱萍奉命组建华东海军。海上装备简陋，大部分是缴获或改装的舰船，马达轰鸣声杂乱，零件常用木箱和棉被塞着缝。三年后，陶勇接棒成为东海舰队第二任司令。陶勇当过陆军团长、空军参谋，他爱说一句话：“不懂海，却要学会让海为我所用。”正是这种跨军种的视角，让他格外重视小型突击力量——鱼雷快艇。 回到1950年代，中国国防预算向陆空倾斜，海军是名副其实的“最小儿子”。购买大型驱逐舰、巡洋舰根本不现实，国产造船工业也无法一蹴而就。于是“近岸为主，小艇为王”几成共识。北海、南海也在摸索，唯有东海舰队先一步把快艇拧成一把尖刀。快艇支队番号多、调整频繁，到了1956年定名“第六支队”。新番号、旧思路，任务非常具体：一旦敌舰出没台湾海峡或闽浙外海，先由护卫艇阻击，再由快艇贴近、补枪。 此时的张逸民只有27岁，却已是支队里最知名的艇长。早年在长江巡逻艇上练过驾驶，靠“碰浪”把船头压进水面，减少曝光，操作像飘移。他的第一战发生在1955年1月，目标是国民党海军的“洞庭号”。那天清晨，张逸民把两条鱼雷艇藏进雾气，距离敌舰不到1500米才猛踩油门。鱼雷水声拉长，如同撕纸，几分钟后洞庭号侧舷腾起火球。那是中国海军第一枚战果由快艇完成的鱼雷，也是张逸民“立身之战”。 陶勇很清楚，英雄太显眼，有时是双刃剑。他在司令部议事时说：“快艇锋利，护卫艇也要有面子；要打仗，也要顾大局。”这番话埋下后来的伏笔——崇武以东海战的争功风波。 1958年金门炮战前后，闽浙海域也暗流涌动。东海舰队为狙击国民党可能的增援，先后编配护卫艇三个大队、快艇一个大队驻守前线。快艇不仅机动快，吨位小，吃水浅，可以在礁石林立的浅海穿梭，却也因为油量有限不能远程巡航，所以总被当作“短刀”。护卫艇吨位大一倍多，火炮口径超过快艇，因此理论上应该先顶上去挨打，再由快艇补刀。战前方案写得漂亮，实战却远比纸上复杂。 1965年春末，国民党“永昌号”护卫舰与另一艘“庄敬号”由马祖南下，企图侦察大陆海岸。福建前线刚刚完成测绘，岸基雷达每两小时刷新一次画面，很难给出精准坐标。东海舰队松门指挥所指令：护卫艇31、29大队为第一、第二突击群，快艇六支队三十一大队做预备队，任务是“打瘫再补击”。张逸民听完命令，只在图板上画了两个圈：第一圈是预设伏击区，第二圈是敌舰可能的逃逸航线。 5月11日19时许，两群护卫艇依次离港。夜色无月，浪高0.8米，正适合近海作战。快艇在后方减速巡弋，张逸民反复测试无线电，确保与护卫艇保持三分钟联络周期。22时30分，护卫艇首轮交火开始，枪炮声、探照灯一时交织，他却发现前方信号突然中断。再呼叫，只有海风。就在这段盲区里，永昌号与庄敬号开始机动撤退，方向正对张逸民预判的第二圈。情报链断裂，战机稍纵即逝，快艇是否越过防线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人们事后问他当时怎么想，他只说了一句：“望着敌人尾灯，像猎手看见兔子，脚会替头脑决定。”四艘鱼雷艇加速，发动机犹如敲鼓，艇首一次次拍打浪面。距离拉近到1200米，永昌号主炮开火，炮弹在海面炸起白柱。张逸民让两艇交叉机动，模拟多目标压制，自己那条艇保持直线，保证鱼雷射角。距离900米、800米、700米……计时员喊到“放”。随着两枚鱼雷出管，一条白线划向漆黑，另一条则因浪高偏离；所幸第一枚精准命中永昌号艉部，剧烈爆炸撕开船身。庄敬号趁乱甩尾，擦着明火逃向外海，快艇弹药告急，只能追击一小段后返航。 按惯例，护卫艇在战后应递交战果报告。然而这次，护卫艇仅记录“战斗中与敌对射，对方受创”，具体“创”在哪儿没有说明。真正坐实战果的是快艇支队。消息传到福州军区招待所，表彰晚宴准备得很隆重。灯光下，陶勇端着酒走到张逸民面前，语调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你这次确实干得漂亮，但永昌号是被快艇击沉的事，不要对外宣扬；护卫艇还得担当前线主角，你明白吧？”张逸民敬了个军礼：“保证服从舰队大局。” 外界或许不解，明明谁功劳大谁说了算，为何要“让功”？原因并不复杂。第一，快艇数量少、航程短，难以长时间值守；第二，护卫艇才是靠前屏障，一旦士气受挫，防线就会松动；第三，中央一直提倡“协同为要”，不能让内部因争功而失和。陶勇要的是整体效果，而不是单场秀。于是舰队对外公告写成“我护卫艇群协同鱼雷快艇重创敌舰”，既没有虚假战果，也平衡了脸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