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旅级职务让给老部下，自己当团政委，表示：他比我更适合干！ “1940年3月的夜里，师首长突然问我：‘老廖，你真舍得把位子让出去？’”廖汉生轻声答了一句：“他比我更合适。”对话短短十几个字，却为后来一连串人事调动埋下伏笔。 1940年初，120师主力自冀中返回五台，干部会议接连开了三天。随着部队扩编，机关与基层之间形成了缺口：旅政治部主任一职必须尽快补上，否则后勤、宣传、纪律条块难以衔接。张宗逊与张平化原本属意廖汉生，毕竟这位来自湘鄂西的老红军熟悉358旅底细。出人意料的是，廖汉生当场否决，他提出人选——金如柏。 把镜头拉回到十年前。长征途中，六师翻越夹金山时，宣传科里只有三张油印机。金如柏每天裹着湿被子守在机器旁，一边摇柄，一边给战士念着油墨未干的政训。他的嗓子最终沙哑，却换来了六师官兵对党的政策“背得出、唱得顺”的口号感。廖汉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也正是那段日子，二人建立了“政工搭档”关系：一个稳扎稳打，一个思路活络。 进入抗战时期，358旅716团频繁穿插太行、太岳之间，战斗节奏之快超出以往。一旦宣传鼓动和伤亡安置跟不上，部队士气极易掉档。对此，金如柏屡屡拿出“文化墙”“战地剧社”等新点子，甚至用黑炭在民房外白墙写下“鬼子来了咱不怕”十个大字。战士们饭前排队时都会顺嘴念一遍。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从上到下一对比，优劣立判。 廖汉生推举金如柏，并非谦让，而是基于“人岗匹配”四个字。他在会上摆出三条理由：其一，金如柏长期在机关，熟稔文件流程；其二，此人善长条幅宣传，能在敌我犬牙交错区稳定兵心；其三，358旅即将担负冀东、冀中穿插任务，宣传口若再生手上阵，麻烦不断。张宗逊沉吟片刻，抬手拍案，“就这么定。”文件于当晚发送全旅，金如柏升任政治部主任，廖汉生则回到716团挂上政委臂章。 师部还是担心。毕竟旅政治部主任是正团级偏旅级的重要岗位，调换不当容易引发猜测。有人私下问廖汉生：“位置调低，不心疼？”他摆摆手：“军装上肩章大小算什么？干出成绩才是分量。”不得不说，这句看似朴素的回答契合了当时“有职无衔”又或者“低衔高配”的普遍现象：战时求效率，战后再补官。 新的岗位并非“回炉”，716团在贺炳炎、黄新廷相继离队后，已经连换三任团长，急需一位熟悉基层的政治主官。军功章再闪，也要有人把散落的部队重新粘合。廖汉生到任第一周，就连续跑完五个连，夜里跟炊事班围着火塘聊家常，他反复强调的只有一句：“打仗不光靠子弹，还靠心气。” 几乎与此同时，金如柏也没给自己时间暖椅子。358旅下辖三个团、十一个独立连，政治部机关人数不足四十。他将“复写钢板”换成“链条印刷机”，把“口头式动员”升级为“口袋书”，还要求各连熟记《抗日军政守则》四十条。有人嘀咕：“纸张从哪来？”他干脆把缴获的鬼子旗撕成白面，刷糨糊当纸芯。两个月后，旅史料组统计：宣传品印发数量从月均五百份增至一千五百份，俘虏转化率提升16%。数字冷冰冰，却说明导向工作带来了真实收益。 再说战场。1940年夏，百团大战序幕拉开。358旅受命东进石门——德县铁路，破袭桥梁、封锁交通。716团作为前卫，必须先拔掉南沿村据点。敌人一个加强连，一挺歪把子机枪打得土墙乱颤。团属迫击炮只剩六发弹，攻击难度不小。传令兵报告：“旅里让团自己想办法。”廖汉生看着地图，决定偷换概念：阵地正面牵制，主攻绕行西北山梁突入。他给各连政治指导员下死命令：“枪响，宣传员跟在突击排第三梯队，喊‘誓死报国’，喊到嗓子劈叉。”五分钟，南沿村据点瓦解。一名俘虏捂着耳朵发抖：“你们那口号，比炸弹还吓人。”战后总结会上，张宗逊对廖汉生竖起大拇指：“团政委未必低旅主任半格。”这句玩笑，大家会心而笑。 时间轴再向前拨。解放战争爆发，原358旅扩编为晋绥野战军独立三旅。金如柏顺势升任旅政委，廖汉生则进军区担任参谋长。两人再次分开。有意思的是，当年那份“让职文书”始终保存在师史馆角落，纸张泛黄却字迹清晰。后来有人统计，因这次岗位对调，358旅提前半年完成政工体系重塑，干部伤亡替补流程缩短三分之一，堪称“战时人事调整”的经典范例。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冉冉升起。金如柏进入西北军政干部学校，任政治部主任。按资历，这条线足够支撑他在1955年授衔时获中将。然而最终的军衔评定里，他只拿到少将。文件送达，他轻轻叹了口气，却转身调侃同事：“少一点星，也能放光。”后来的履历证明，这不是一句自我安慰——1958年，他升任昆明军区第二政委，职位大区正，成了少将序列里的“第一把交椅”。 干部评级与军功授衔之间的“错位”，并非孤例。大批老政工干部出现“低衔高配”，原因复杂：有的是地域分布平衡，有的是资格年头差距。制度自有取舍，个人只能揣着认命精神继续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