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把同学的日记本带回家，谁知毛主席看完后，不仅进行批阅，还在最后一页写道：“原文在报刊上发表！” 1957年，北京秋天干燥，风一吹，地上的梧桐叶就哗啦啦响。那年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放假后，有个女孩回了一趟老家。她姓王，家在阜平。地方不大，在太行山里，山高路弯，走起来费劲。她母亲是村里早年的党员，老实人一名，说话直，不藏心眼。 那时候，学生回家，大多数图个清净歇歇脚。她不，她还真去干活。担水、挑土、割柴、访农户。她不光干，还爱记。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写点东西，写母亲翻箱倒柜给她找旧衣服，写大伯开玩笑说“担担子如坐轿”，写乡亲怎么看她这个学生娃。这些字后来全变成一沓散页，装进了一个笔记本。 没人觉得这些字有什么稀奇。写日记的学生多得很，能坚持写到万把字的也不是没有。但没人料到，一场秋雨把这本子送进了毛泽东的书桌。 那天她和班里同学去郊区劳动，白菜地里，风刮得头发贴脸。雨下得突然，大多数人没带雨具。她怕自己的本子被雨浇了，顺手塞进了李敏的书包。李敏是毛泽东的女儿，学校里大家都知道，但不怎么议论，她平时和人也没什么架子，活动也都参加。 几天之后，李敏把她叫出来，说她爸爸看了那本日记。还不是翻翻而已，是一页一页看过去的。批了圈，改了字，写了几句评语。那天清早的教室还没热起来，她就站在门口翻着那本子看。毛泽东的字写得不算规整，但劲头十足，尤其是最后那句话：“原文在报刊上发表。” 这句话一出来，事情就往外扩了。第二年二月，《中国青年》杂志把这本日记全刊了出来，名字叫《假期回乡日记》。不仅头条登，还印了毛泽东批语的手迹。杂志一出，全国许多报刊都跟着转发，后来还出了单行本。书印了七万册，在当时算不得了的发行量。 那几年，正赶上国家教育方针在拧劲。什么叫“德智体全面发展”，说得多，落实的少。日记一出，等于给了个范本。你看，一个普通女学生回家半个月，写了这么一沓字，没喊口号，没讲主义，通篇都是干活、聊天、看村里人怎么过日子。这才叫“深入群众”。 毛泽东当时也不是简单地表扬几句。他改错别字，纠标点，把“喜花怒放”的“喜”改成“心”，把“庄稼年年丰富”的“富”字换成“收”。连“这时兴奋仍占上份”里的“份”字也没放过，改成“风”。他不是为了留个面子，而是当真地去读。当真读一个学生的日记，在今天听起来近乎传说，但那年是真发生了。 学生们也看出了这事的不寻常。不光北京，全国各地都在传这事。学校开始组织学《假期回乡日记》，课堂上讲，课后写心得。有个甘肃的小学男孩儿写信说：“我语文课本上有你的一篇文章，我高兴得很。”也有留学生说，看了这篇文章，就觉得离家没那么远了。 还有意思的是，一些工人、农民、部队干部、机关职员，也纷纷写信给作者。有人说，这比几十吨炸药还有劲，能打开人的心。也有人说，你写的生活，是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个世界。这些回信，王桂芹自己留了不少。她没怎么拿出来晒过，但后来在访谈里提过，信堆起来像一摞砖。 再说回日记本身。它能引起那么多共鸣，是因为写得不假。她没说自己多苦多累，也不拔高什么志向。她写的是母亲找出旧衣服穿在她身上，硬生生把她扮成村姑；写自己担水，肩膀被压得疼，但又不敢停，怕人说“娇气”；写村里女人们拿她开玩笑，说“没成书呆子，还是咱的人。” 这些句子放在今天不稀奇，可当时的语境下，它显得稀罕。它不喊口号，不绕圈子，它就直说“水缸我总愿它满满的”，就这一句，也能让人看出那个年代女学生的那点执拗和认真。 过了没多久，毛泽东又安排医生给她看病，说她身体不太好，怕她累着。先是请了山东的老中医刘慧民，后又找了林巧稚亲自诊治。到这一步，这件事就不再是单纯的“表扬一篇好作文”了，而是变成了毛泽东对一名青年学生成长的具体关心。 1959年，李敏结婚。婚礼之后的第二天，王桂芹和几个同学去中南海看望新娘。那天毛泽东也在。场面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庄重，他笑着打招呼，还开了几句玩笑，问“你身体怎么样啊”，又说“你该找个医生”，那“医生”其实是说男朋友。姑娘们听懂后，都笑了，脸红了一片。 毛泽东没说大道理，也没问她读了多少书。他就是坐下来，像一个父亲那样聊聊近况。这场面，后来看的人总说温馨，但更准确的词也许是“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非得高高在上，也不必装模作样。 这份日记后来被编进中小学语文教材。那年阜平的小孩，如今都成了上岁数的人。可说起这篇文章，还有印象。有的老人把这件事当成家乡的荣耀，一代代讲下去。年轻一代听的时候也许不太当回事，但那种“被看见”的感觉，是会留下的。 很多年后，有人因为读了这篇日记，坚持写日记几十年，写了几百万字。有人专门研究日记写作，办了展览，还筹建日记博物馆。也有教师把这篇日记当成教材范本，研究怎么让学生写出“接地气”的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