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天，台湾的一个夜晚注定不平静。毛人凤收到情报，锁定的对象不是普通地下党员，而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这个名字让情报系统一时不敢贸然下手。 吴石并非等闲之辈。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历任国民党军职，抗战期间还指挥过战役。到1949年国民党撤退台湾，他已经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这个位置意味着对全军机要事务有重大话语权。对国民党来说，吴石是体制内顶层干部，理应是忠诚的核心将领。 可在另一条暗线里，吴石的身份截然不同。早在1947年，他通过老友何遂的牵线与中共建立联系，开始提供战略情报。 彼时国共内战胶着，双方在军事、外交上的每一步动作都可能左右局势。吴石提供的，不是普通消息，而是最核心的战略动向。中共中央对他的情报极为重视。 毛人凤在台湾主掌保密局，他的任务就是揪出隐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白色恐怖年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不信任与恐惧。任何人被怀疑，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失踪。 吴石这样级别的人，平日里被看作“安全区”，没有人会想到他身上。正因如此，当情报里出现“吴次长”三个字时，整个调查组一度犹豫，怀疑是笔误还是陷阱。 蒋介石此时对内部背叛极度敏感。1949年政权溃败，他迁往台湾，急需稳住军心。若连参谋次长都被揭露是中共的人，对军队士气将是致命打击。 毛人凤必须谨慎，一旦误抓，责任无法推脱。矛盾就这样摆在案头：情报可信度与政治风险的拉锯，让吴石案变得异常敏感。 导火索来自另一桩案子。1950年初，国民党破获蔡孝乾案。蔡原本是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被捕后反复供述，牵连出一系列人名和线索。特务在他的笔记中发现“吴次长”三个字。这个称呼简单直接，让人联想到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起初保密局并不敢轻易下结论。台湾并非只有一个姓吴的高级军官，或许另有其人。但随着交叉调查，证据一点点汇聚，指向吴石。 调查人员秘密搜查他的住所，找到一些异常物品，包括通行证和特殊的通信工具。这些东西虽然不足以立即定罪，却让毛人凤的怀疑进一步加深。 在白色恐怖的氛围里，疑点就足够致命。毛人凤判断，不论吴石是否真是地下党，他都必须交代清楚。问题在于，直接抓捕需要蒋的点头。 毛人凤上报密件，强调线索确凿。蒋介石看到“参谋次长吴石”这个名字，难以接受。参谋次长不是一般人，而是身边的核心干部。 据当时流传的回忆，蒋一度怀疑情报是否可靠。他没有马上批准行动，而是要求反复核查。毛人凤压力倍增，如果拖延下去，情报可能走漏。 保密局的监控越来越紧，吴石本人似乎察觉风声，却仍旧坚守岗位。对地下党而言，他肩负着最后的使命，必须保持冷静。 矛盾越来越尖锐。特务眼看线索清晰，要求立刻动手；高层担心引发军心震荡，不敢贸然下令。就在这种拉锯中，行动进入倒计时。 1950年3月1日夜，保密局人员闯入吴石寓所，将其带走。行动迅速，几乎没有给他留下反应的机会。军界一片震动。 参谋次长被秘密带走，这在台北高层引发巨大震荡。外界传言四起，蒋介石的态度备受关注。 保密局对吴石展开审讯。白色恐怖年代的审讯手段残酷，逼供常常伴随刑讯。吴石在审讯中承认了部分与中共的接触。 消息上报后，蒋介石再次陷入矛盾。若完全坐实吴石是地下党，那说明军队最高层已经被渗透。对政权而言，这是极度打击。 部分资料记载，蒋在听取毛人凤汇报时，反复质问情报是否准确，甚至难以置信。虽然缺乏直接的文字档案，但可以确定蒋对吴石案一度犹豫。 蒋的顾虑很现实：抓捕参谋次长，会不会动摇整个军队的信任？如果吴石是冤枉的，后果更不堪设想。 军事法庭的程序很快走完。白色恐怖年代的审判缺乏透明，证据往往不足，却在政治需要下迅速定罪。吴石被控通敌叛国，罪名极重。 审判期间，他依旧保持沉着，没有崩溃。对中共而言，他的身份早已是秘密战线的最高机密，暴露意味着牺牲。 蒋的矛盾没有改变结局。政治大局下，吴石只能成为牺牲者。毛人凤推动案件迅速结案，目的就是震慑军心，告诉所有人背叛的代价。 1950年5月底，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吴石与其他涉案人员被判死刑。6月10日，他们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处决。行刑当天，枪声震动全台。这一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不再重要，他成了白色恐怖最著名的牺牲者之一。 吴石之死，在台湾引发巨大震动。军队内部一度人心惶惶，高层极力封锁细节，避免进一步动荡。中共方面则高度评价他的牺牲，把他列为“人民英雄”。他的情报工作被认为对内战格局有过重要作用。 对蒋政权而言，这是无法承受的打击。毛人凤用行动表明，即便是最高层，也可能被怀疑、被清洗。 吴石案留给后人的，不只是白色恐怖的阴影，还有关于忠诚、背叛与牺牲的复杂讨论。历史没有给出简单答案，却让人看到，在最紧张的年代，矛盾与悲剧往往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人物身上。 信息来源： 《他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一号人物”，却不为人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