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 许述工作室

海口海瑞故居大门 （许述工作室摄于2025年1月）

2025年初，笔者漫步至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红城湖路的海瑞故居。彼时，天空正飘着毛毛细雨，游人寥寥，故居更显静谧。这座故居仅有一层，在背后高耸入云的现代楼群的映衬下，几间房舍如同巨人脚下的几只蚂蚁，显得格外渺小。海大人孤身一人，竟敢直面百官，甚至直谏皇帝，这般勇气与魄力，恰似这低矮的民房与巍峨高楼的鲜明对比，令人不禁感慨万千。

海瑞故居与其背后的楼房（许述工作室摄于2025年1月）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把海瑞定性为“古怪的模范官僚”，这一评价恐怕难以得到海瑞本人的认同。在海瑞的自我认知中，他始终秉持着最本真的道德准则与行事逻辑，反而认为他所处的社会才是那个异于常轨、亟待矫正的“古怪”存在。而他毕生恪守的使命，正是将这个偏离正道的“古怪”社会，重新拉回他所坚守的“正常”轨道。

海瑞故居牌坊 （许述工作室摄于2025年1月）

故居内“乐耕亭” （许述工作室摄于2025年1月）

海瑞智商不高？

若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智商的参考维度之一，海瑞的智力水平可大致归为中等偏上。

他取得的最高学历是“举人”——这一身份需通过“乡试”方能获得，意味着海瑞在科举竞争中成功击败了本省众多考生。然而，有两个关键细节不容忽视：其一，海瑞中举时已年届36岁，显然属于“大器晚成”；其二，海南地处帝国版图最南端，相较于中原或江南等科举重镇，其考场竞争激烈程度相对较低。

尽管如此，中举仍为海瑞注入了极大的信心。次年，他便毅然赴京参加“会试”——这场考试相当于今日的全国“高考”。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海瑞将“乡试”时所作的《治黎策》精心“改造升级”，打磨成更具深度的《平黎疏》。然而，遗憾的是，他最终名落孙山。

对于这一结果，似乎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海南的文教水平相对滞后，该省的优秀考生在其他科举重镇面前，整体竞争力稍显不足。其二，海瑞的落第或许并非源于文章质量本身，而是栽在了内容选题上。《治黎策》能在“乡试”中助其成功，正是因为海南当时正面临治理黎人的现实困境，这一议题在当地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堪称重中之重；然而，当考试舞台从地方扩展至全国，“会试”所关注的已是帝国全局的治理大计，边远省份海南的少数民族问题，便如棋盘上的一粒“小棋子”，其重要性自然被大幅稀释。

海瑞并未因此气馁，经过三年潜心备考，他再次进京参加“会试”。遗憾的是，他依然名落孙山。虽无从知晓其第二次“会试”作文的题目，但可以确定的是，此时他已年届四十，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他继续在科举道路上跋涉，必须尽快步入仕途。于是，他果断放弃学历提升的机会，直接以举人身份踏入官场，从教育系统起步，先后辗转福建、浙江、江西、北京、江苏等地履职为官。

通过“会试”考取进士身份者，便等同于跻身知识分子的第一梯队，理论上被视作国家未来重点培养的高级官僚储备人才；而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资格者，则属于知识分子的第二梯队，构成中低级官僚队伍的主体。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海瑞在科举学历上均超越了其父海翰（仅止步于廪生，即享受政府膳食补助的在学生员），更追平了祖父海宽的功名成就，可谓未辱没祖宗门楣。

海瑞情商更低？

《大明王朝》剧照

海瑞一生中遭受最多的非议，莫过于“不近人情”，即被普遍认为情商匮乏。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与定型，最迟在三十岁前完成，其认知框架主要源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的综合塑造，具体表现为书本知识、人际交往与社会实践的交互影响。对于海瑞而言，在其世界观塑造的关键时期，除进京参加“会试”外，几乎长年蛰居海南故乡，接触范围主要局限于“圣贤书”与母亲（其父于海瑞四岁时早逝），社会实践经历近乎空白。

直至四十岁不惑之年，海瑞才算真正踏入社会，步入职场与官场。此时的他，不仅缺乏丰富的社会实践，更鲜有与人打交道的经验积累，其思维模式与行事逻辑几乎完全源自圣贤书中灌输的理想化原则与道德标准。在四十岁前，海瑞从未经历社会的“毒打”；一旦步入仕途，他便以近乎偏执的姿态“反噬”社会，对一切不符圣贤道德标准的行为发起猛烈抨击——无论是触犯律法的普通百姓、贪腐渎职的官员，还是荒废朝政的皇帝，均成为其批判的对象。尤其是他以“毒舌”直谏嘉靖皇帝，言辞之激烈令龙颜震怒。然而，海瑞在“毒打”社会的同时，也遭受社会的强力反噬，但他始终坚守原则：不认错、不妥协、不让步，以近乎顽强的姿态硬扛到底。

海瑞仕途生涯中担任的最高地方官职是应天巡抚（从二品），这一职位相当于现今的江苏省省长；而其最大的京官职务则是南京右都御史（正二品）。对于一个举人出身的官员而言，能够晋升至如此高位，实属难得。然而，担任应天巡抚期间，他仅在任不到九个月便离任；而南京右都御史一职，又因地处南京、位处闲散，实际权力十分有限。

应天巡抚手握实权，本是施展抱负、推行改革的绝佳平台，然而海瑞却未能在此位久留，最终被迫离任。究其缘由，并非因他能力不足，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太能干”——竟将昔日救命恩人徐阶给“办”了。

当年，海瑞因上《治安疏》痛斥嘉靖皇帝，险些被处死，正是徐阶力挽狂澜，多方斡旋才使其免于刑戮。然而，海瑞出任应天巡抚后，却收到大量百姓投诉，直指徐家霸占田产多达二十余万亩。面对恩人的昔日救助与百姓的疾苦诉求，海瑞毅然选择了后者，不惜以强硬手段逼迫徐家退还半数土地。

于公，海瑞此举并无过错，甚至堪称秉公执法；于私，徐阶彼时已卸任内阁首辅，告老还乡，海瑞清算其家族田产，客观上确有“恩将仇报”之嫌，在传统道德语境中难免遭人诟病。然而，海瑞却始终如一，以一把尺子量到底：但凡官员存在道德瑕疵或行为不检，无论其身份如何、是否曾施恩于己，他皆直言不讳、坚决反对。

海瑞对徐阶“恩将仇报”的争议广为流传，以至于人们往往忽略了，海瑞也曾为徐阶仗义执言。隆庆元年（1567年），御史齐康上疏弹劾徐阶，指责其任内阁首辅期间未能阻止嘉靖皇帝大兴土木、沉迷方术之事。面对此情，海瑞挺身而出，撰文为徐阶辩白。他赞徐阶“气量宏深”，且强调徐阶掌权后实心任事，推行诸多善政，绝非尸位素餐之辈。海瑞更直言齐康之举实为受人指使，意在攻击良善，其言词恳切，足见海瑞对徐阶曾有真挚的维护之心。

与徐阶一起搭救海瑞的还有刑部尚书黄光升。对于其救命之恩，海瑞始终铭记于心，并以两次实际行动予以回报：一次是在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专程前往福建晋江潘湖，亲至黄光升府邸登门致谢，以表当年营救之德；另一次则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黄光升逝世时，年迈的海瑞不顾病体，毅然远赴晋江奔丧。

海瑞的情商并非如传说中那般低下，至少他从未有意与上司为敌、刻意得罪上级领导。例如，在浙闽总督胡宗宪之子因驿站接待不周而殴打驿吏的事件中，作为当地父母官的海瑞，面临一个棘手难题：既要惩治胡公子以维护律法尊严，又需避免得罪手握重权的胡宗宪。面对这一两难境地，海瑞展现出了极高的处事手段——他并未直接处理胡公子，反而公开称赞胡宗宪“教子有方”，断言其子断不会做出如此失格之举，进而推测此事必是有人冒充胡公子所为。这一巧妙的处理方式，既保全了胡宗宪的颜面，又间接维护了法律权威，堪称智商与情商的双重在线。

正是由于“徐阶事件”的强大示范效应，官僚体系中对海瑞形成了近乎本能的避忌——无人愿做其上司，唯恐重蹈徐阶“恩将仇报”之覆辙；无人愿为同僚，畏惧其近乎苛求的道德审视；更无人愿为下属，生怕因执行其政令而得罪权贵。然而他们又难有效制衡海瑞：他视清贫如常态，将生死置度外，这种近乎“无欲则刚”的特质，使得任何权谋算计都难以奏效。其清廉程度已臻化境，不可复制；道德标准高悬天际，独一无二；原则坚守不容妥协，近乎偏执。更令人叹服的是，他不仅以身作则践行这些准则，更以同样严苛的标准要求他人，这种“己立立人”的执着，最终将他推向了官场的孤岛，承受着持续的孤立、冷落乃至系统性打压。

海瑞自40岁踏入仕途，至74岁辞世，在官场历经34载沉浮。在这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究竟在哪个职位上任职时间最为长呢？

南京粮储，海瑞在这一闲职上度过了长达十六年的时光（56岁至72岁）。颇为巧合的是，这一时期几乎与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任期完全重合。张居正始终未予海瑞重用，其中重要缘由之一，恰在于他目睹了徐阶因纵容海瑞而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前车之鉴，对此深以为戒。

海瑞在闲职上，其他官员或许会稍感宽慰，认为他终于不再构成威胁。然而，海瑞在卸任应天巡抚、转任南京粮储时，却留下一句惊世之言：“如今满朝文武都是女人！”（《海瑞集》（上编·应天巡抚时期·告养病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2页。）此言一出，无异于将整个官僚体系置于其道德审判之下——言下之意，除却自己，满朝皆是软蛋，这等于是将全体官员都骂了个遍，彻底得罪了官场中人。

第二个海瑞在哪儿？

海口市的海瑞故居，虽非海瑞当年居住的原址（原址与之毗邻），却承载着更为深远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历史记忆的载体，更是一座矗立在当代的廉政教育基地。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在参观故居、了解海瑞的生平事迹后，往往都会对其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品格由衷生出钦佩之情。然而，这份钦佩虽能触动人心，却未必能转化为实际行动——无论是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而言，要让人们真正达到海瑞那般不惧权贵、坚守原则的境界，恐怕都难以企及。

为什么没有出现“第二个海瑞”？

改变社会需以万年计，而改变自己仅需一日之功——后者显然更现实、更易行。海瑞毕生执着于改造整个社会以契合其严苛的道德标准，而多数人则选择调整自我以适应社会、融入社会。这种根本性的差异，正是海瑞成为孤例的深层原因。

黄仁宇称海瑞为“古怪的模范官僚”，而海瑞本人却坚信：自己才是那个“正常合理”的存在，反倒是官场的乱象、不公与人情变通，才是真正的“古怪”。这种认知的错位，使得海瑞始终与主流格格不入。

似乎无人愿做“海瑞第二”，只因代价过于沉重：风险之高足以倾覆人生，要求之严近乎不近人情，而能做到者寥寥无几。扪心自问，若笔者与海瑞同处一时代，或许会敬其刚直、畏其锋芒，却不敢效仿其行、亲近其志；虽可能在暗中支持其正义之举，却不敢公开力挺，表面仍会敬而远之。这种心态，恰是当时官场乃至今日社会的普遍写照——钦佩其精神，却不愿步其后尘。

在普通百姓的认知中，海瑞是清廉无私的典范，堪称绝对的好官；然而在官员与知识分子群体里，对海瑞的评价却存在显著分歧，甚至现代语境下，对他的批评之声似乎渐占上风。一种颇具争议的观点认为，富裕阶层人士比贫困者更适任官职——其逻辑在于，经济宽裕者投身仕途，往往不再为生计所迫而贪污受贿，反而更可能借助官职平台实现理想抱负。这一论断虽有一定现实依据，但若因此剥夺穷人跻身官场的权利与机会，则显然违背公平正义原则，不足为取。

鉴于此，现代官场制度设计上，既为寒门子弟保留了入仕通道，又通过“高薪养廉”理论来防范官员因贫致腐：通过提供相对优厚的俸禄，减少官员为生计所迫的贪腐动机，同时辅以严格的监督机制，力求在保障公平与防范腐败之间寻求平衡。

海瑞在南京溘然长逝，却仍坚持遗命归葬海南故里——这份“叶落归根”的执念，恰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最朴素的精神归宿。如今，海南早已蜕变为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当游客们沉醉于碧海蓝天、椰林海鲜之时，又有几人会驻足缅怀这位特立独行的“海大人”？故居门前，那座仿明代风格的石像静静伫立，身形高大却透着几分孤寂，目送着官员与游客的熙攘往来。或许，这位“海青天”也在等待：等待一个能读懂他“宁为玉碎”的知己，等待另一个不畏权贵、坚守道义的“未来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