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派他负责上海地方工作，大军区政委陪同，警卫荷枪实弹护送 “1976年10月9日清晨，专机刚拉起机头，苏振华低声对身旁的廖汉生说：‘老廖，咱们这趟，可不能出半点岔子。’”一句话，把机舱里的气氛瞬间收紧。彼时距离“粉碎四人帮”不过数日，上海这座繁忙的城市暗流翻滚，中央决定临时抽调苏振华坐镇。苏是海军政委，资历深厚；廖是南京军区政委，熟悉华东局势。两人加起来，足够压住场面，却也清楚，任何闪失都将牵动全国目光。 飞机下降时，虹桥机场外围警卫线一层又一层，海军警卫营全副武装。跑道尽头，装甲车静置，发动机未熄。防备如此严密，只因前车之鉴太多。几天前，上海民兵指挥部还执行一级戒备，随时听命于马天水、徐景贤等原市领导。中央决心先稳军心再稳民心，才会让苏振华以“临时负责人”身份秘密抵沪，待机而动。 抵达当晚，苏振华并未直奔市委，而是拐进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这里戒备森严，更重要的是通讯安全。凌晨两点，基地地下会议室灯火通明，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中央工作组首批骨干汇聚。地图铺满整张桌子，红蓝标记密密麻麻：要害桥梁、电台、中型工厂、重要仓库，统统标了三遍。廖汉生把手指敲在“第二武装”可能聚集区，“万一有变，先切断他们的交通和电讯。”苏振华点头，只留一句：“行动要快，声音要小。” 10日拂晓，60军和第一军两个师以“野营拉练”名义逼近沪闵结合部，兵不血刃占据外围高地。市区里，军代表悄悄进驻二十多家重点工厂和码头。老工人私下嘀咕：“怎么又来了？”却没人敢造次。紧接着，中央第二批工作组一百八十余人分散进场，倪志福拄着拐杖坚持坐镇机床一厂，他的哮喘在潮湿空气里喘个不停。有人劝他回宾馆休息，他摆摆手：“要干就干到底。” 与此同时，彭冲在南京指挥后方协调。江苏省委原本离不开他，此刻也只能全力配合。丁盛、周纯麟负责盯牢警备区，防止前市委旧部调动仓库枪械。几条线同时推进——军队包外围，民兵受控，中央干部接管行政系统，上海这部复杂机器逐步停转再重启。 有意思的是，基层并非人人抵抗。造船厂老技师盯着生产线对工人喊：“趁外面乱，咱可别把船期给耽误。”外贸口岸急需交船，不敢出纰漏。苏振华抓住这一点，强调“恢复生产”是硬指标。三天后，全市主要国营企业开工率已回升到七成，外电报道“不寻常的平静”，算是给中央吃了颗定心丸。 城市局势稳住后，政治工作才轮到台前。揭批、整组、清查档案……流程严格却不拖泥带水。苏振华对干部说，“先把框架立住，再谈思想问题。”这句干脆的话赢得不少共识，也减少了无谓口号。遗憾的是，倪志福病情恶化，不得不回京治疗，但手里的技术细节仍通过加密电报每天报来。 十月中旬，中央批准成立上海市委新的核心班子。苏振华任第一书记，彭冲、倪志福分列其后。知情者都明白，这是维稳时期的过渡架构，任务完成即撤。上海方面没有公开庆祝，却通过工会系统向全市发出一纸通告：交通、粮油、电力一切正常，市民可照常生产生活。街头巷尾议论不断，但秩序稳稳当当，再无风浪。 19日夜，廖汉生接到返宁命令。奔波半月，他确实疲惫。回程途中，专车驶过嘉定，锣鼓声忽远忽近。车厢里没人说话，只有心照不宣的松口气。军区司令部随后撤回额外警卫力量，民兵指挥部降为二级戒备，上海恢复常态指日可待。 11月初，中央对全国局势作最后梳理，苏振华完成阶段任务，返回海军。离开时，他只带走自己那只褪色行李箱。机场送行人员不多，场面低调得像普通公务出差。有人问他感想，他摆手道：“上海的事，算解决了，但全国还得接着干。”随后转身登机，没有回头。 此后数年，上海工业数据逐季回升。“一破一立”留下的裂缝，靠制度和生产慢慢填补。那场荷枪实弹护送的行动，被归入绝密档案，直到多年后才零星公开。外界看见的，只是一座城市在风口浪尖的短暂停顿和随即复苏，而幕后那一连串周密调度、硬碰硬的对峙与谈判，却很少有人能完整讲述。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军政系统积累的“应急方案”在这座城市得到最大限度的验证。军事力量、政治权威、工人阶层的生产积极性三条线合流，构成稳局的铁三角。倘若缺一角，上海很可能走向另一种结果。试想一下，若非苏振华与廖汉生及时到位、一环扣一环部署，谁能保证港口、金融、粮仓不会成为谈判筹码？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可被忽视的细节依旧值得记住：机场巡逻兵的弹匣是真实装满的，60军步兵真的野营在松江稻田边，工厂大喇叭里循环播放的“抓革命、促生产”广播带也的确断了磁带。正是这些细节，拼凑出1976年十月的上海全景。 临危受命者已经离场，街市烟火又起。行动代号、警卫方案、空中航线都被锁进档案柜。文件字迹仍旧鲜亮，只提醒后来者——当年那趟专机的引擎声，意味着中央意志，也意味着一旦失灵，将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