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良号称“飞将军”，他这个飞，是不翼而飞的“飞”。

无“翼”而能飞，战场脱逃的能力十分强悍。

他与李弥不同，李弥的逃跑都是发生在部队身处绝境之时，大势已经无可挽回，跑吧，保命要紧。

孙元良是“习惯性”脱逃，是“惯犯”。

一有个风吹草动，先跑了再说。

时间跨度大，从北伐时期就开始跑了。

次数多，从北伐时代到解放战争，十数次临阵脱逃。

以下是他比较著名的几次战场脱逃行为。

1926年9月，北伐军攻打南昌，时任第1军第1师1团团长的孙元良，在奉新负责掩护程潜第6军侧翼。

孙传芳部反攻，孙元良擅自率部后撤，致使第6军侧翼暴露，北伐军溃败。

蒋介石震怒，按“连坐法”判处孙元良死刑。

孙元良则在同学的帮助下逃往武汉邓演达处，静观事态发展。

由于刘峙、薛岳等黄埔系将领联名求情，又加上其远房族叔川军高层孙岳也为他从中斡旋，后来事情不了了之。

孙元良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脱逃行为，造成的影响和后果都十分恶劣。

关于该事件的权威史料、亲历者回忆、军方档案均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明确记载其脱逃细节。

宋希濂在回忆录中说，孙元良于12月12日下午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他脱去军服，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妈，混到难民区（金陵女子大学难民营）躲了一个月，后来日军疏散难民才出来。

指明道姓地说他“卑鄙可耻”。

杜聿明也将其这次脱逃与淮海战役中的弃部逃跑并列，称他带兵无方，逃跑有术，在南京战役中已暴露其本性。

88师幸存官兵的口述史料也都提及，军长失联，无人指挥，只好各自突围。

南京保卫战期间的日军战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等第三方史料，均记载 12 月 12 日中华门一线国民党军队出现 “指挥体系崩溃，部分高级军官率先撤离” 的情况，与孙元良脱逃的时间、地点完全吻合。

唯一的“争议”，是孙元良晚年自我洗白式的表述。

这种所谓 的“争议” ，并非史料层面分歧，只是当事人的单方面“翻供”，无任何权威史料支撑，因此并不被史学界认可。

孙元良自称并非脱逃，而是率部突围时与大部队失散，后经民间救助才离开南京。

这种洗白根本经不起推敲，首先，作为防线主官，核心职责是指挥部队突围，即便失散，也应设法归队，而不应直接隐匿行踪直至南京沦陷。

其次，无任何 88 师官兵、同期国军将领证实其 “率部突围失散” 的说法，反而均指证其 “独自脱逃”。

再次，孙元良在回忆录中对脱逃的核心细节（如何时脱离阵地、如何离开南京、与谁同行等）均语焉不详，无法形成完整的逻辑叙事，与正史详尽记载形成鲜明的对比。

孙元良独自逃跑，丢下的是精锐第88德械师，并且当时他的部队仍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血战，日军尚未突破核心阵地。

他的弃部脱逃，使得该军指挥体系崩溃，官兵几乎全部阵亡或被俘后被杀害。

在淮海战役中，主要参战的5个兵团司令，只有孙元良和李弥丢下部队成功逃跑，一个“飞将军“，一个”长腿将军“。

其他3个，邱清泉阵亡（一说拉手榴弹自杀），黄百韬自尽，黄维被俘。

孙元良在抗战期间的战场逃跑行为还有，兰封会战中未请示上级擅自撤退，致使友军侧翼暴露，会战失利；豫中会战时驻许昌，日军进攻时仓促西逃，致使许昌、漯河等重镇相继失守。

解放战争期间，在宜昌-沙市战役中跑，在成都战役中跑……人称“孙跑跑“。

孙元良的儿子秦汉曾提到父亲：“我觉得他并不是那种好勇狠斗的形象，他本质上应该是喜欢和平的。“

世人皆可喜欢和平，唯独军人，需要“谨慎“地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