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3号，毛人凤下令枪决关押的36名地下党，朱君友以为自己死定了，不料枪决前一晚，竟有人来到牢房接他…… 朱君友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成都城里响当当的富家少爷。他家多有钱？当时人送外号“朱半城”，意思是半个成都城的产业都是他们家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顶流的富二代。他爹朱茂先，是成都商界的大佬，人称“朱财神”。 1938年，他背着家里人，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毕业后，更是直接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负责给组织搞经费。 这经费哪儿来？当然是自己家里掏。 朱君友当了自家银行的经理，利用职务之便，大笔大笔地把钱挪用出去，支持地下党的工作。他家的一处宅子，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他爹朱茂先后来查账，发现账目亏空得厉害，一问才知道是儿子拿去“干革命”了，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老爷子立刻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把他给“软禁”了起来。朱君友宁愿跟家里闹翻，也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1949年11月，成都解放前夕，城里风声鹤唳。朱君友在街头处理情报工作时，因为身上带着进步书刊，被特务逮了个正着，直接关进了将军衙门监狱。 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被打得皮开肉绽，但硬是一声没吭，没暴露任何同志。他眼睁睁看着狱友一个个被提走，再也没回来，心里清楚，自己离死也不远了。 时间来到1949年12月6日深夜。 “朱君友，出来！” 他平静地把自己身上干净的衣服脱下来，交给同牢房的难友徐孟生，说：“老徐，这些我用不着了，留给你吧。替我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他跟隔壁牢房的杨伯恺、王伯高等同志点头告别，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坦然。 可当他走出牢门，准备慷慨赴义时，却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不是凶神恶煞的行刑队，而是两个他意想不到的人，他的大舅哥杨夷甫，还有军统特务头子徐中齐的亲弟弟徐季达。 押送他的两个特务，一路上不停地朝他使眼色，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别说话，跟着走就行。 朱君友脑子嗡的一下，瞬间明白了：这不是去刑场，这是来救他的！ 车子没有开往郊外的乱坟岗，而是悄悄驶出监狱，消失在成都的夜色里。他得救了，可他心里五味杂陈。自己活了，那牢里的35个兄弟呢？ 朱君友能从毛人凤亲批的死亡名单上被抹掉，这背后，是一张由金钱、权力和人情织成的大网。 首先，是钱。朱家“朱半城”的名号不是白叫的。朱君友被捕后，他爹朱茂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救儿子，花多少钱都认！他砸出了整整十根金条，买通了从上到下的各路关节。 其次，是权。朱君友的亲戚关系网就起作用了。他的妻子叫杨汇川，这个杨家，在四川军政界能量巨大。杨汇川的哥哥当时是国民党四川省行辕的上校高级秘书，说话有分量。 最关键的一环，是人情。这次屠杀的直接策划者之一，是军统西南特区的区长徐中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这个徐中齐，早年是靠着朱君友的老丈人，杨汇川的父亲杨维一手提拔起来的。杨维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在四川德高望重。虽然杨维已经去世，但这份知遇之恩的人情还在。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复杂之处。革命与反动，信仰与利益，在盘根错节的家族关系和人情世故面前，界限有时会变得模糊。 朱君友因为信仰被捕，最终却靠着他所反抗的那个旧世界的规则活了下来。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讽刺，但又无比真实？ 朱君友被救出来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7日深夜，成都迎来了最黑暗的一夜。 32名在押的政治犯，被特务用麻绳捆着，嘴里塞着棉团，蒙着黑布，押上了开往十二桥的刑车。 在十二桥附近的一处乱坟岗，特务们用刺刀和手枪，残忍地杀害了这32名革命者。为了掩盖枪声，他们甚至让司机猛踩油门。就在这片嘈杂和血腥中，烈士王干青挣脱了嘴里的棉团，用尽生命最后的气力，高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声呐喊，划破了成都的夜空。 20天后，成都和平解放。 1950年初，新政府在十二桥和王建墓（另外3名烈士牺牲地）找到了35位烈士的遗骸。他们和从重庆牺牲的周从化烈士一起，被安葬在了青羊宫旁的十二桥烈士陵园。 朱君友，成了这场“十二桥惨案”中，唯一的幸存者。 活下来，对他来说不是幸运，而是一辈子的煎熬和负罪感。他后半生，时常会梦到杨伯恺、王干青那些牺牲的战友。他总觉得，是自己“偷”来了一条命。 晚年，他曾对儿子说：“和那些流血牺牲的同志相比，自己能够脱身就已经足够幸运，但一想起来，心里就非常不好受。我作为一个幸存者，永远怀念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