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真实样貌，不是演员饰演的！照片中还有一位是谁？有人知道吗？ 广州的街道在二十年代并不好走。 雨一下，青石板路泥水横流，黄包车陷进去，车夫得脱鞋子推。茶楼里吵吵嚷嚷，桌子上摊着报纸，年轻人凑在一起谈革命，老茶客摇头说世道要变。码头边，工人们干活的手没停，嘴上却都在议论罢工和工会。整个城市像是被推到风口上，哪里都冒着热气。 就在这样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走进了同一座舞台。 很多说法把他们的初见放在1925年。那一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成型，北伐的鼓点在南方回响。毛主席忙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报纸要他操心，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要他主持。 周总理刚从法国回国，被派去黄埔军校当政治部主任，还兼着中共广东区委的宣传工作。 一个在文字和宣传里摸爬滚打，一个在军队和组织里忙得团团转。他们碰到一起，似乎顺理成章。 可也有人说时间要更早。1924年秋天，周总理一到广州，就担任区委的宣传部长。 毛主席那时候也在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职务。一个管党内，一个管地方，圈子又小，开会的地方就那么几处，怎么会没碰上？只是那时候的记载不完整，干部一个人顶几份差事，很多细节被省略了。 无论是哪一年，广州都成了他们合作的起点。 毛主席在报纸上写文章，文章锋利直接，不绕弯子。 《政治周报》里刊登过周总理的活动；周总理主持的副刊，也登过毛主席的文章。笔墨来回之间，传递的不只是消息，还有对彼此的认可。那是个细节，却足以说明他们的关系开始了。 1926年一月，国民党二大召开。 会场里烟雾缭绕，争论激烈，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提出类似的意见，要孤立中派，打击右派。 他们的想法没有被采纳，会议最后走向了另一条路。 可会场外的短暂对话，让他们发现，彼此的判断几乎一致。这种心照不宣的感觉，让他们之间多了信任。 几个月后，中山舰事件爆发。 蒋介石以此为借口清洗共产党人，整个广州充满紧张。 李富春的家成了秘密聚会的地方，昏暗的灯下，毛主席把局势摊开来讲，广州的情况不利，但放眼粤桂，主动权还在手里。周总理在一旁听着，不多说话，却点头认可。 他们的默契就是这样形成的，不需要长篇大论，一句话就能明白。 课堂上的交流更能说明问题。农讲所的学员记得，毛主席讲农民时说得热烈，声音里有股子力量，让人觉得农民真能扛起革命。黄埔军校的学生记得周总理讲政治工作，声音铿锵，要求严明。更特别的是，他们会互相邀请。 周总理到农讲所讲军事，毛主席到黄埔讲农民。 教室黑板上写满字，台下的人坐得笔直。这些场景，显示他们早就学会了互补。一个懂得怎样发动农民，一个懂得怎样掌握军队，两股力量合到一起，才是真正的革命。 他们的性格不同，毛主席直来直去，说话大开大合，常常带着鼓动性。 周总理冷静周全，考虑细节，不轻易表态。 一个急，一个稳。按理说这样的人很难走在一起，但他们偏偏形成了互补。 毛主席需要有人把大的设想落实下去，周总理正好能处理繁杂的细节；周总理需要有人在关键时刻拍板，毛主席又能一锤定音。 这种合作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后依旧延续。 毛主席定方向，周总理管落实。外宾来访的时候，毛主席会见说上几句定调的话，周总理则花上几个小时在谈判桌上解释、周旋、达成结果。外人看得清楚，一个定大势，一个细处缝补，他们像是天生的搭档。 可回头再看他们最初的交往，总有一些遗憾。 档案里往往只写了职务，没有写清楚他们到底在哪一天同处一室。照片里，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常常站着第三个人，名字却没留下。缺口让人心里发痒。 黄埔军校的同学录、地方档案馆的纸堆，也许能找到答案，但很多地方仍是一片模糊。 正是这些模糊，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也许1924年秋天的某个晚上，广州下着小雨，屋檐滴水，街道泥泞。屋里灯光昏黄，一个年轻的湖南人低头写稿，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声。 另一个刚从法国归来的青年坐在一边，手里摊开文件，偶尔抬头看一眼，微微一笑。 也许他们已经交谈过，也许只是点了点头。外头脚步声急，屋里却有片刻安静。 这样的画面没有定论，只能停留在想象。 但广州的空气里，确实飘散过他们相遇的气息。那一座城市、那些课堂、那几张报纸，见证了他们关系的开始。 之后几十年，他们背靠背走过风雨，但最初的那个夜晚，灯光和雨声，把两个人影拉得很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