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3年，李世民将弟弟李元昌赐死，李元昌抱着李世民大腿乞求道：“看在先帝的份上，

643年，李世民将弟弟李元昌赐死，李元昌抱着李世民大腿乞求道：“看在先帝的份上，请您放过弟弟一命吧！”李世民说：“不是朕不想饶你，只是大臣们不同意，齐王谋反被赐死，朕又怎么会破例饶你。” 说起来，李元昌也曾是天之骄子。作为李渊的第七子，李世民登基后，对他这个异母弟弟算得上是仁至义尽。封他为汉王，给官给地，荣华富貴一样没少。 可惜，这富贵窝里养出来的人，往往缺了点敬畏心。李元昌的性子，就是典型的嚣张跋扈，在自己的封地为所欲为，抢占下属的妻妾，搜刮民间的财物，状纸雪片似的飞进长安城。 李世民气得把他叫来骂了好几顿，让他收敛点，别给李家的江山社稷抹黑。可李元昌呢，非但不听，心里反而生了怨恨，觉得皇帝哥哥管得太宽，干涉他的私生活。 人心一旦有了缝隙，就容易被外面的风吹进去。当时朝中最要命的一股歪风，就是太子位的争夺。 太子李承乾，本是板上钉钉的接班人。可惜他腿脚有残疾，加上行为有些放纵，渐渐失了李世民的欢心。而另一个儿子，魏王李泰，聪明伶俐，才华横溢，深得李世民宠爱。李泰身边围了一帮文人墨客，天天编书立作，风头一度盖过了东宫的太子。 一边是日渐被冷落的储君，一边是风头正盛的亲王，这局面，傻子都看得出要出事。李承乾心里又嫉妒又害怕，生怕哪天一觉醒来，自己头上的太子冠就换了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心怀怨恨的李元昌，和惶惶不可终日的李承乾，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俩人一拍即合，成了“难兄难弟”。 贞观十六年，李元昌到长安朝见。李承乾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三天两头请他到东宫喝酒，彻夜长谈。酒过三巡，话也就说开了。李元昌拍着胸脯跟太子保证：“只要大哥你需要，小弟我万死不辞！” 这忠心是真的吗？恐怕掺了不少水分。李元昌眼馋的，可不止是帮太子保住位子。他对李承乾提了个要求，说：“我在宫里见过一个弹琵琶的妃子，长得那叫一个水灵，等大哥你的事儿成了，可得把她赏给我。” 一场关乎国本的政治密谋，在他眼里，筹码竟然只是一个女人。李承乾当时火烧眉毛，哪还顾得上这些，满口答应。为了让盟约更牢靠，两人还搞了个仪式，划破胳膊，把血抹在丝帛上，烧成灰混进酒里，一饮而尽。 这场面，透着一股子血腥和荒诞。 从那一刻起，一张针对魏王李泰，甚至可能牵扯到皇帝本人的大网，就在东宫的夜色里悄悄织开了。他们收买杀手，网罗死士，就等着一个机会，把所有挡路的人一次性解决掉。 可惜，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贞观十七年，这桩惊天阴谋败露了。李世民知道后，气得差点晕过去。一边是自己寄予厚望的太子，一边是自己的亲弟弟，竟然合起伙来要骨肉相残。 处理完太子李承乾，轮到李元昌时，李世民犹豫了。他毕竟是父亲李渊留下的血脉，玄武门之变，他已经亲手杀了哥哥和弟弟，难道现在又要再杀一个？他动了恻隐之心，下了一道特别赦免令，打算废掉李元昌的王爵，让他当个富家翁，在家里闭门思过，了此残生。 这个决定，在今天看来，或许是一个父亲、一个兄长能做出的最有人情味的选择了。可在当时的大臣们眼里，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高士廉、李勣这些跟着李世民打天下的重臣站了出来，话说得非常重。他们说：“陛下，治理天下要像端一碗水，必须公平。齐王李元吉当年谋反，您杀了他；现在汉王李元昌也谋反，您要是饶了他，天下人会怎么看？法律的尊严何在？” 他们甚至搬出了汉朝“七国之乱”的例子，警告李世民，对皇族的纵容，很可能演变成动摇国本的大祸。言外之意就是，今天您心软放过一个李元昌，明天就可能有十个、一百个王爷站出来谋反。 这话，戳中了李世民心里最怕的地方。他一生最得意的，就是“贞观之治”的太平景象。他不能容忍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来破坏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 大臣们的坚持，像一块冰冷的铁，彻底压垮了李世民心中那点仅存的温情。他最终收回了赦免令，同意了群臣的请求。 于是，李元昌跪在地上，哭着求饶，李世民却只能硬着心肠，把所有的责任推给“群臣不答应”。他真的是被大臣们逼得没办法吗？其实，他只是顺水推舟，用大臣们的嘴，说出了自己作为皇帝必须要做出的冷酷决定。 权力这东西，一旦坐上去，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了。它有它的规则，有它的逻辑，哪怕是皇帝，也得按着它的性子来。 李世民饶不了李元昌，就像他当年必须走进玄武门一样，都是被权力这头猛兽推着走的。 最终，年仅25岁的李元昌在自己的府邸被赐死，用自己的生命，为这场荒唐的夺嫡大戏画上了一个血淋淋的句号。他的死，让李承乾彻底失去了翻盘的希望，也让李世民的“贞观盛世”蒙上了一层亲情破碎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