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姚北李”即南方的姚文元与北方的李希凡。李希凡生于1927年，出身贫寒，13岁便开始在洋服店当学徒，后又成为印刷厂童工 。但他凭借自身努力，从山东大学文史系旁听生起步，历经华东大学干部培训班，最终进入山大中文系正式学习，随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深造。1954年，还是学生的李希凡与蓝翎共同撰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观点提出挑战，批判其唯心论观点。这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与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化运动。李希凡借此迅速走红，成为文艺界的“新星”，并于当年当选全国第二届政协最年轻的委员，之后更是在各类文艺活动与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此后，他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阶级论为理论工具，对诸多重要文艺作品发表评论，积极参与各类文艺论争，如“阿Q”问题、历史剧问题等，成为《人民日报》文艺评论部的重要人物，在文艺界占据重要地位。 姚文元出生于1931年，1948年在读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他在卢湾区团委任宣传干事，业余从事文艺评论写作。姚文元真正崭露头角是在“反右”运动中，1965年6月10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通过对比《文汇报》与其他报纸的版面，批判《文汇报》办报方向，这使他一跃成为“反右”英雄。此后，他成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兵，凭借政治批判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寻找猎物”，虽然他并非专业行家，但在政治浪潮推动下，逐渐成为政治批判的有力“武器”，在上海文艺界站稳脚跟，其政治敏感性远超李希凡。 “南姚北李”并称之时，两人在学术和政治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学术上，李希凡靠学术起家，其对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根基；姚文元则以政治批判为长，从政治角度切入文化领域，与李希凡学术路径不同。在政治上，李希凡在前期凭借毛泽东对其学术批判文章的支持，在文艺界政治地位上升，参与诸多文艺界的政治活动；姚文元则因“反右”文章被认可，紧跟政治风向，成为政治批判的先锋。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一事件中，二人走向不同结局。江青最初找李希凡，希望他批判《海瑞罢官》，但李希凡认为文章与“三自一包”扯不上关系，选择不表态、装糊涂；而姚文元则积极响应，撰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革”的导火索之一。此后，姚文元在“文革”中平步青云，成为“四人帮”成员，掌控舆论大权，对文艺界进行残酷打压；李希凡则因未迎合江青，在“文革”期间遭到排挤、批判，备受磨难。 “南姚北李”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反映出当时文艺与政治复杂的关系。文艺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与创作表达，而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图片1：姚文元 图片2：李希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