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阮玲玉和唐季珊同居。前夫张达民发现她不在家，扬言要告她。阮玲玉害怕，因为她有“把柄”在张达民手里。 阮玲玉的出身是她一生自卑的根源，1917年，6岁的她因父亲早逝，随母亲进入上海张家为佣。 母亲恳求东家让阮玲玉读书，她也由此结识了张家四少爷张达民，张达民表面是新潮青年，内心却是个纨绔子弟。 他看中阮玲玉的美丽与脆弱，用一本她买不起的《邓肯传》和频繁的“偶遇”叩开她的心扉。 1925年，15岁的阮玲玉与张达民同居，起初的甜蜜很快消散，张达民挥霍无度，阮玲玉则因出演《挂名夫妻》一跃成为影星。 讽刺的是，张达民从此靠她的收入生活，甚至拳脚相加逼她交钱，阮玲玉的光鲜背后，是满身伤痕和深夜的哭泣。 1932年，阮玲玉在酒会上结识茶叶大王唐季珊，这位留英归来的富商深谙女性心理，送花、陪舞、斥巨资购洋楼，一套组合拳让阮玲玉以为找到救赎，她果断与张达民签订分离协议，承诺每月支付100元封口费，为期两年。 唐季珊的温情却是假象，他早先追求过影后张织云，玩腻后便抛弃对方，甚至阻止阮玲玉参加社交活动，邻居曾回忆，某夜阮玲玉拍戏晚归，被唐季珊关在门外哀求两小时，最终只能借宿邻家。 张达民发现阮玲玉与唐季珊同居后，愤怒于“摇钱树”丢失，他先是索要5000元封口费，被拒后直接向法院控告阮玲“窃取财物、通奸重婚”。 阮玲玉恐惧的并非官司本身，而是张达民手握的“武器”，她的出身、私生活细节，以及当时社会最忌惮的“婚内出轨”标签。 更让她心寒的是，唐季珊不仅未挺身而出，反而骂她“不检点”，转而与舞女梁赛珍同居。 1935年3月，法院传票送达，要求阮玲玉亲自出庭，她深知一旦站上被告席，媒体将把她撕碎，3月7日晚，她写下“人言可畏”的遗书，吞下30粒安眠药。 唐季珊为保全名誉，延误送医数小时，最终断送抢救时机。 但阮玲玉的死未让两个男人收手，张达民在殡仪馆用丝巾擦拭她唇边血迹，声称“永久保存”，唐季珊则逼迫情人梁赛珍伪造遗书，将死因归咎于“舆论压力”。 更荒诞的是，张达民竟在香港主演电影《谁之过》，消费阮玲玉的悲剧赚钱，唐季珊再娶交际花王右家，却因风流不改终被抛弃，晚年破产惨死街头。 阮玲玉的悲剧并不是单纯的“遇人不淑”，1930年代的上海，女性地位看似开放，实则仍被封建伦理束缚，媒体热衷炒作女星私生活，法庭成为道德审判场，阮玲玉的恐惧，正是对这套规则的无力反抗。 她一生渴望依靠他人摆脱困境，从张达民到唐季珊，甚至一度寄望导演蔡楚生带她离开，这种依赖性与她的自卑感交织，让她不断陷入操控性关系。 张达民视阮玲玉为财产，唐季珊视她为玩物，两人从未将她当作平等个体，而是用她的名利与痛苦填充自己的欲望。 她如果能活在现在，或许能凭借才华独立生活，真正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她至死未能打破那面镜子，镜中映出的不仅是渣男，还有整个社会的冷眼，以及一个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