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起兵反奉时，下令将拒绝参与的四个师长及三十多个军官枪决，经人劝阻后，这些人被送到了天津李景林处关押。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车站一座早已停业的火柴公司大楼内，召开军事会议。 参会人员包括奉军第三军团的上校以上军官约百人，会上，郭松龄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张作霖、杨宇霆等人，并宣布接受冯玉祥的委任，出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将第三军团的七万余人编为五个军，由刘振东、刘伟、范浦江、霁云、魏益三分任军长。 参与军官大都在反奉通电上签了字，但还有有赵恩臻、齐恩铭等四个师长及部分军官共三十余人拒绝，郭松龄派人将他们关押。 23日，在部队开拨时，郭松龄本打算将扣押的赵恩臻、齐恩铭等三十多人枪杀，后在参谋长兼炮兵司令邹作华的苦劝下，将他们送去天津的李景林处让代为看管。 24日，郭军拆毁了昌黎至北戴河段的铁路轨道，同时炸毁了山海关附近的铁路桥梁，导致京奉铁路交通中断，有效阻断了奉军的兵力调动。 25日，郭军主力以势如破竹之势突破榆关奉军防线，攻占秦皇岛。驻守当地的奉军张作相部损失惨重，被迫于当晚全线撤离山海关，向绥中方向转移。 当郭松龄发布讨伐张作霖的通电后，张学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 26日，张学良带领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副官谭海等人，乘坐 “镇海号” 炮舰从葫芦岛出发前往秦皇岛，试图通过电报与郭松龄取得联系，邀请其面谈，希望能劝说他放弃武力反奉的计划。 然而，郭松未回应张学良的邀请。与此同时，郭松龄麾下的将领霁云、宋九龄等人联名向张作霖发出通电，在电文中详细列举了杨宇霆的多条罪状，指责杨宇霆因个人野心过度扩张势力范围，最终导致奉军在江南地区遭遇惨败；同时指出，在面对孙传芳部队的进攻时，杨宇霆不仅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反而临阵退缩，致使前线士兵伤亡惨重。 因此，霁云等人在电文中强烈要求张作霖立即罢免杨宇霆的所有职务，以平息众怒。 张作霖为缓和局势，迅速做出回应，他向郭松龄及其他反奉将领发出复电，表示已决定免去杨宇霆的职务，同时强调当前奉系内部急需团结一致，希望郭松龄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 然而，郭松龄对张作霖的妥协并未理会，并公开宣布已将奉军将领姜登选处决，姜登选是奉军大将，当时乘火车路过滦州，不巧碰上郭松龄反奉。郭松龄和姜登选不和，派人将其带下火车后枪杀。 郭松龄杀姜登选是极大的失误，因为姜登选在奉系声望很高、名声不错，郭松龄和姜登选有私怨，但并非深仇大恨，就这样把人杀了，在奉系引起一片哗然。 有奉系将领直言：“郭鬼子连老姜都敢杀，我们落到他手里，还有好吗？” 冯玉祥这边，在得知郭松龄起兵反奉的消息后，立即发表通电，要求张作霖主动下野，同时下令驻守南口的国民军向北京西苑、南苑方向移动，加强京城周边的防御；另外，命令驻守多伦的部队向热河地区推进，计划进攻承德。 在冯玉祥的配合下，郭松龄的部队在突破山海关防线后，很快又攻占绥中，奉军被迫向东撤退。 大惊失色的张作霖在奉天的上将军公署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吴俊升、张景惠、张作相等奉系骨干要员，以及能来的师长以上将领出席会议。 会上，张作霖大骂郭松龄，随后又将怒火发泄到张学良身上，认为张学良对郭松龄过于信任，未能及时察觉其反心，对此次兵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之后，张作霖下达了一系列紧急命令：在锦西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做好与郭松龄部队决战的准备；恢复杨宇霆的奉军总参议职务，让其重新参与军事指挥；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全面负责抵御郭松龄部队的进攻。 就在张作霖调整军事部署的同时，郭松龄向 “反奉三角同盟” 的奉系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提出请求，希望其提供军饷、武器弹药等物资支援，却遭到了李景林的明确拒绝。 原来，冯玉祥的国军军大举向李景林的防区开进，李景林震怒之下，退出了和冯玉祥、郭松龄密订的“反奉三角同盟”。 张作霖这边，趁机拉拢李景林，传话说大家都是兄弟，只要能重返奉系，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为了表达诚意，李景林将此前郭松龄交其看管的赵恩臻、齐恩铭等三十余名奉军军官全部释放，并安排他们通过海路前往大连，让这些人向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转达自己并无反意、始终支持奉系的立场。 不仅如此，李景林还下令查封了郭松龄在天津设立的办事处，逮捕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发布军事动员令，宣称要出兵进攻滦州，做出切断郭松龄部队的后勤补给线与退路的姿态。 与此同时，李景林还与张宗昌达成合作协议，将两人麾下的部队合并改编为 “直鲁联军”，公开表明了支持张作霖、对抗郭松龄、冯玉祥的立场。 就这样，郭松龄的反奉演变成了一场牵连甚多、影响极大的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