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贺子珍开口说话了，她接受记者王行娟采访，记者问：有人说你是“神枪手”“百发百中”，还有人说你是“双枪女将”，是不是真的？贺子珍微微一笑，解释说：“这些说法都不是事实哟！我的枪法并不好，打单枪都很勉强，怎么会打双枪呢？当时，在永新城头，打死两个敌人，有很大的偶然性哩，那是形势逼出来的，哪里是什么神枪手呀！” 一九七九年六月的某天，报摊上出现了一张照片。 那是《人民日报》配发的，会有文字说明，说是政协会议补选了几位委员，名字当中有一个，许久没有出现在公众眼前了——贺子珍。 但真正让人驻足的，不是她的名字，是那张照片。 老太太坐在轮椅上，面颊饱满、神情安静，身边站着个小姑娘，小姑娘正一页页翻着画报。没有话筒，没有讲话稿，没有花束和掌声，像一张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合影。 可如果把名字盖住，再从头看一次，可能就有人会停下，猜了出来：“她还活着？” 是的，她还活着。 那个曾跟着毛泽东走上井冈山、跨过雪山草地、在长征途中产子却不得不留下、后来独自远赴苏联、在异国痛失儿子的女人，在漫长的沉默中，一直活着。 她被叫过很多名字。 年轻的时候，人们说她是“永新一枝花”；到了战争年代，又被称作“神枪手”“双枪女将”，传得神乎其神。说她在永新城头，一连打死几个敌人，毫不费力，好像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革命传说。 她晚年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这个事。 她笑了，轻轻摆手，说：“这些说法都不是事实哟。我打单枪都很勉强，哪还打得了双枪？”她说在城头打死敌人，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本事，是命。她的声音不大，带着点南方人的软，像是水打湿的布，一拧就出了些旧时光。 她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身子不好，靠轮椅，头发全白。 那年她刚被增补为政协委员，像是命运忽然想起她来，给了一个补票的机会。她出来走走，外孙女在旁边搀着，她抬头看看天，有些陌生。 不是她怕光，只是太久没有抬头。 再往回推五十年，她十八岁上井冈山，还是个扎长辫子的姑娘。 那时她穿白衬衣、黑裙子，背着枪，一路唱着红歌进了山。毛泽东第一次见她，怔了一下，没想到山里还有这样干净的面孔。她是贺敏学的妹妹，口齿伶俐，一看就是脑子灵光的学生妹。 毛泽东爱看书，她也爱看，两人最初的来往，就是围着几本线装书转的。 有一天她悄悄站在他门口，看着他伏案写东西。 那天的光很淡，从纸窗透进来，把她照得有些发愣。她没出声，就那样站着。毛泽东忽然抬头，笔停在半空，看见她。 就这么成了。 她跟着他从井冈山打到瑞金，从瑞金走到陕北，一路上肚子里总装着孩子，手上还得拿枪，后背还得扛东西。 她生了六个孩子。第一个出生几天就死了，第二个送给老乡换口吃的，第三个生在贵州的山里，刚出生半天，就得留下继续走。 她哭着看了一眼，把十三块大洋放在襁褓旁边，还写了张字条。 字条上说：“我是红军，不得已离去，望善待。” 没人知道那些孩子后来的命运，有的说死了，有的说失踪了。唯有李敏活了下来，成了她唯一可以依靠的牵挂。 她也曾中枪，一次护送宋任穷的妻子撤退，被敌军扫射，身体被弹片击中，昏死过去。 那些碎片，医生说太深，不能全取出来，一直留到她死后。别人不知道，但她自己知道，一到阴雨天，骨头疼，腰直不起来。 她不吭声，只让李敏把热毛巾捂着，说一会儿就好。 这些年，她从不提什么“神枪手”，提起来反倒觉得好笑。她说自己有一回开枪时手抖，差点把子弹打到自己脚上，吓得她三天没敢碰枪。 她脾气不好，毛泽东年轻时也不惯着她。 最终，她说要去苏联治病，一走就是十年。毛泽东挽留过，写信叫她回来，还托人捎话。 她回了封信，只有一方白手绢，绣了“珍重”两个字。这封信，毛泽东一直收在他的铁皮箱子里，从未丢过。 她在苏联的那几年，是她这一辈子最难熬的日子。 孩子出生后染病去世，她几乎疯了。她每天去墓地，抱着小棺材哭，医生说她情绪不稳定，有抑郁倾向。 别人劝她写信给毛泽东，她摇头说不写，不想低头。 她不写，毛泽东也就慢慢不再写。 那年她三十岁，孤身带着李敏、岸英、岸青三个孩子，在异国他乡靠织毛袜子过日子。 等她回到中国，时间已过了十二年。 毛泽东已经是主席了，她就住在上海一处老楼里，靠李敏寄的钱过日子。 有一次，毛泽东送来一方男用的旧手帕，让李敏转交。那是他最常用的那种，边角磨得发白。 他说，这个送给她，她会懂的。 她收下了，没说话，收起来，放在枕头底下。别人不准碰，说那是旧物，不许乱动。 她这一生最热烈的时光，都留在了井冈山和长征路上。 晚年，她安静得像个影子，只有抽烟的时候还带点脾气。 孔东梅说，外婆喜欢坐在院子里，手里一支烟，烟雾绕着眼角慢慢升起来。她不说话，眼神飘着，好像在看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看。 一九八四年，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 她生前留下话，说不要大场面，也不要排场，就让她安安静静走。那天，她的花圈上只写了四个字：“战友贺子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