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年都有十多起、甚至更多起袭击咱们赴日旅游或工作学习的公民事情发生，可是为什

日本每年都有十多起、甚至更多起袭击咱们赴日旅游或工作学习的公民事情发生，可是为什么很少看到有日本人袭击美国或俄国人的事情发生呢？ 就在上个月，东京涩谷区一位中国留学生在回家途中突遭两名陌生日本男子袭击，脸部受重伤。警方以“轻伤”立案，不到48小时便以“证据不足”将嫌疑人释放。这已不是孤例。 近五年来，中国驻日使馆每年平均发布超过20起有关中国公民在日遇袭、歧视或骚扰的通报，而大量未报案或未被立案的案例，更如冰山之下的深层暗流。 令人困惑的是，这样的攻击事件，几乎从未发生在美国或俄罗斯公民身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这不是偶然，这是选择性的袭击，更是一种被制度纵容的“恐惧不对称”。 美国和俄罗斯在日本社会中形成了一种“不可触碰”的心理威慑。广岛和长崎的核爆记忆，在美国驻军的阴影下，被日本社会深埋心底，转化为对美国的“敬畏”； 而对于俄罗斯，5.5万名战俘死于西伯利亚劳改营，加之至今未解的北方四岛争端，日本右翼口中“俄罗斯人惹不得”的说法，在街头巷尾流传。 结果是，美国人在日本享受军事保护，俄罗斯人则被视为“潜在暴力群体”，两者都被不自觉地划出了仇恨攻击的目标圈。而中国人，则恰恰落在这道“恐惧边界”之外。 战后中国放弃了对日赔款，优待日本战俘，用“以德报怨”的姿态为中日关系铺路，却在日本一些右翼眼中被曲解为“软弱可欺”。 在日本传统民族主义叙事中，这种没有报复的历史，被重新包装为“日本人对中国人并不需要害怕”的心理样本——这就是“恐惧不对称性”。 更严重的问题是，谁成为袭击对象，并不仅仅取决于历史记忆，而是被现实政治有意操控。2025年，日本在野右翼政党“参政党”凭借“日本人优先”口号，在国会中坐拥15个议席，成为政治新星。 他们深知：每一次对外国人的攻击事件，都能在社交媒体上带来流量，带动仇外情绪，从而转化为选票。 根据日本学者高桥洋一的研究，排外言论每提升1个百分点，保守政党的支持率就会增长0.8个百分点。这场政治操弄，已经形成一个成熟的“仇恨产业链”。 这一链条是如何运作的？从教科书篡改开始，将“侵略”改写成“进出”，把经济困境归咎于“中国囤粮导致米荒”；再到媒体渲染“中国威胁论”，制造恐慌。 接着是警方对袭击中国人的案件轻判、甚至不立案；最后，政客借机推出更严的外国人管理法案。一环扣一环，把制度性的歧视包装成“公共安全维护”。 而中国公民，恰恰是这个链条中最容易牺牲的对象。日本对中国人的“高可见度、低反击力”身份，进一步助长了这种趋势。 目前在日中国人超过200万人，占外籍人口的66%，很多人从事餐饮、物流、清洁等基层工作，处于社会底层，报警率不到30%。而袭击他们的代价极低——起诉率仅33%。 相比之下，美国人虽然只有6.3万人，却享受《日美地位协定》保护；俄罗斯人虽仅1.2万，大多从事能源行业，还存在“黑帮不惹俄国人”的传闻。这是一场精致计算后的“目标选择”。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仇恨并非一代人的偏执，而是代际教育的产物。在日本的中小学教材中，已经系统性地植入了对邻国的敌意。 比如，儿童版《防卫白皮书》用卡通方式描绘“中国军舰环绕日本”；而“特定技能实习制度”中，则将外劳描绘成“犯罪高发群体”。 青少年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与敌意，早已根植心底。说白了，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攻击，并不是某个醉汉的偶发暴力，而是一个从历史、教育、政治到司法的系统性结构暴力。 它不是“治安问题”，而是“国家问题”。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不应再停留在单一的外交抗议或事后安抚层面，而需要启动“威慑-共生”的双轨机制。 一方面，推动司法维权机制升级，激活《反仇恨言论法》第五条，追究煽动仇外行为的政客责任；另一方面，借助AI犯罪模型构建高危区域预警系统，联动中国领事服务，确保第一时间响应。 同时，在文化层面，也应打破信息垄断。在日本的中文教师群体中，已有部分自发教授真实历史的“文化解殖工程”正在展开。 而在社交平台上，“历史记忆战役”正在TikTok等平台上悄然发酵，每天触达超过500万日本青年。这是让真实声音穿越歪曲话语的第一步。 历史不会忘记谁曾宽容，现实也不该纵容谁的恶意。我们当然希望中日友好，但前提是对等、尊重与安全。否则，所谓“友好”，就只是一方的委曲求全，另一方的得寸进尺。 在这个越来越动荡的世界里，如果连在异国他乡的基本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文明互鉴”？中国公民的尊严，绝不足以成为任何国家的“发泄口”或“替罪羊”。这不是外交辞令，这是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