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感叹：毛主席的幽默有时很深刻。在开会的时候，他批评某些人：“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泪水也不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也不滴泪，一触及个人利益双泪就长流。”不管底下怎么笑声琅琅，毛主席一点笑容没有。“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流，往里头流……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振作起来。不用大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来它个三年，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讲完了，同志们。”毛主席的讲话在大家的掌声和笑声中轻松地结束了。 在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处理以及严明的军规军纪，宛如两条坚实的支柱，支撑着军队不断走向胜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卓越的思想引领。 在军内普遍推行民主制度，这无疑是党的政治工作在广大官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重要标志之一。民主，让每一位官兵都能感受到自己是军队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有权利参与到军队的建设和管理中来，极大地激发了官兵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然而，战争并非是一场简单的游戏，它充满了复杂性和残酷性。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在关乎部队生死存亡的战役决策权问题上，如果一味地强调民主，让一切军事决策都必须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定，那无疑是将部队置于危险的境地。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它会损伤甚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乃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党作为军队的领导者，肩负着带领军队走向胜利、实现革命目标的重任。如果因为极端民主化导致党的组织涣散、战斗力下降，那么党将无法担负起斗争的责任，革命也必然面临失败的结局。这就好比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核心，船上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那么这艘船很可能在风浪中迷失方向，甚至被风浪吞噬。 军事行动强调“兵贵神速”，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战双方在时间上的竞争、在速度上的赛跑。在进攻中，歼敌战机也许稍纵即逝。想象一下，当敌人的防线出现一个漏洞，我军如果能够迅速抓住这个战机，集中兵力发起攻击，就有可能取得重大的胜利。但如果因为决策过程中的民主讨论而耽误了时间，等决定下来时，敌人可能已经修复了防线，甚至做好了反击的准备，那么这个战机就白白溜走了。在撤退中，情况更是危急，稍有犹豫就可能造成灭顶之灾。当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我军处于不利地位时，必须果断地做出撤退的决定，并且迅速执行。如果因为民主讨论而犹豫不决，部队就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圈，遭受重大损失。这就是战争的残酷规律，它要求军队在行动上必须迅速、果断。 作为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毛主席深知军纪的优良与否关乎民心的背向。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一支纪律涣散的军队则会失去民心，最终走向失败。然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锻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绝非易事。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的早期革命中，军队官兵的成分十分复杂。有农民、工人，也有一些旧军队中过来的士兵，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各不相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27 年 10 月下旬，上井冈山之前，毛主席在遂川向部队宣布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三条纪律看似简单，但却涵盖了军队行动、经济管理和群众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内容。行动听指挥保证了军队的统一性和战斗力；打土豪款子要归公规范了军队的经济行为，防止了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则体现了军队对群众利益的尊重，赢得了群众的好感。 攻克遂川县城后，毛主席发现部队存在一些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又宣布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不骂人。这些注意进一步细化了军队与群众相处的规范，从生活细节上体现了军队的纪律性。还门板、捆铺草避免了给群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则树立了军队的良好形象；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体现了军队对群众劳动的尊重；不打人不骂人则维护了军队内部的团结和与群众的关系。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1928 年 4 月，针对部队受“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发生的违反纪律的情况，毛主席在沙田集合队伍进行纪律教育，再次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此时，“三大纪律”修改为：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修改为：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害东西要赔。这些修改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军队与群众的关系和军队内部的行为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