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民党的老警察厅长，到了68岁，还给伟人写信求工作。信里没拐弯抹角，直接说“我实在找不到门路了，只好来找你”。伟人原本最不喜欢这种事，尤其是打着“老关系”的旗号来办私事的。但这一次，他看完信后，沉默了几秒，最后却说了一句话：“把这事办妥，满足他一切要求。” 1951年，在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内，一封来自湖南的信放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信封朴素，寄信人一栏写着“刘策成”。 警卫员瞥见，认为又是哪位“老乡”来请托安排工作。 然而，当毛泽东看到那熟悉的名字上时，却立马拆开信封。 内容十分直白：“我工作的事还没着落，只能来北京找您帮忙！” 这近乎“讨官”的信，若出自他人，定会引来不悦。 但毛泽东看完，竟写下了“同意”。 警卫员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位最忌讳“老关系”请托的主席，竟为了一封如此直白的信破了例？ 那么，主席究竟与他又有着怎样的经历？ 1923年，长沙城笼罩在军阀赵恒惕的白色恐怖之下。 时任湖南省长的赵恒惕，对积极推动“湖南自治”、撰文揭露其独裁野心的毛泽东恨之入骨，密令抓捕。 这份密令，很快落在了省会警察厅长刘策成的案头。 刘策成，是赵恒惕的姻亲，此刻却如坐针毡。 他并非寻常官僚，早年留学日本时便追随孙中山、黄兴加入同盟会。 在邵阳驻省中学当校长时，曾因密谋反袁而入死牢，幸得蔡锷搭救。 后执教湖南第一师范，与青年毛泽东结下深厚师生情谊。 他欣赏毛泽东的卓绝见识，常私下赞叹他有“治世之能”。 此刻，要他亲手抓捕自己寄予厚望的学生，这怎么能下得了手？ 但是，军令他却不得不执行。 散会后，他密召亲信王建屏：“务必抢在军警大规模行动前，连夜通知毛泽东火速撤离长沙！” 王建屏领命，趁夜色潜入毛泽东栖身的清水塘小院。 一张写着“三更天出城，走南门！”的纸条，塞入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警觉，当即收拾行装，匆匆撤离。 几乎同时，刘策成亲命王建屏带队包围了清水塘，上演了一出“追捕未果”的戏码。 第二天，赵恒惕得知没抓到人，生气得很，斥骂手下无能，却不知正是他最信任的警察厅长放走了“要犯”。 风声鹤唳中，刘策成自身亦险象环生。 一次，赵恒惕亲信在他书房发现藏匿的《新青年》杂志，开始怀疑她通共。 危急关头，刘夫人急中生智，将杂志投入灶膛焚毁，谎称佣人所藏，方得险险过关。 此事在长沙官场悄然流传，刘策成“家藏革命火种”的名声不胫而走。 刘策成对毛泽东的襄助，远不止于一次救命之恩。 早在1920年他任衡山县长时，便已与毛泽东结下书缘。 彼时毛泽东筹划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却资金不够。 刘策成闻讯，毫不犹豫地变卖了祖传玉佩和妻子的嫁妆首饰，凑足三百块大洋，送至毛泽东手中。 这笔巨款，相当于他当时两年多的薪俸。 书社开张之日，刘策成微服前往，见书架上赫然陈列着《共产党宣言》等禁书，非但未以警察厅长身份查禁，反而自掏腰包购下十本。 此举自然招致赵恒惕的震怒，大骂其“警察厅长带头看禁书”。 书社盈利后，毛泽东想还钱，刘策成却拒绝：“我若图利，当初何须变卖传家之物？” 这份基于共同理想的书香情谊，早已超越了寻常师生。 时光荏苒，1949年新中国诞生。 远在湖南乡间的刘策成，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 得知毛泽东当选国家主席，他激动难抑：“我早知润之有治世之才！” 欣喜之余，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位埋首书斋、潜心研究《庄子》多年的老书生，想到自己能否为毕生所学觅一用武之地？ 而他并非贪图权位，而是渴望一个能查阅典籍、安心著述的环境。 几经踌躇，他终于向中南海发出了那封直白的信。 毛泽东“同意”后迅速落实，湖南省政府安排刘策成担任省参事室参事。 然而，参事室的频繁会议，与刘策成的夙愿相去甚远。 一次会议间隙，他竟忍不住在记录本上抄录起《庄子》笔记。 老人深感时日无多，于是再次提笔致信毛泽东。 “我不要当官，只求一安静书桌！” 这近乎“拒官”的二次请求，再次考验着中南海的耐心。 毛泽东闻讯，想起了当年书社旧事，对老师一生痴迷学问的性情了然于心。 他再次批示：“特批入中央文史研究馆！” 并特别嘱咐：“从我稿费中拨款，为老先生租赁一处安静院落，便于研究。” 此等破格礼遇，实属罕见。 1951年6月，一纸盖有国徽印章的红色聘书送达刘策成手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老人双手捧着聘书，老泪纵横。 他即刻整理毕生心血，二十箱书稿，举家迁往北京。 在毛泽东稿费支持的院落中，刘策成心无旁骛，继续《庄子》研究。 数年后，凝聚其毕生心血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付梓出版。 更令人惊叹的是，毛泽东亲笔为恩师著作题词。 这部引证浩繁、考据精详的学术专著，一经问世便震动学界！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刘策成助毛泽东长沙脱险；新湖南——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刘策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