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张云逸去开会，途经交通站时，他想让站长帮忙找船，却发现花盆被摆在外面，警卫员提醒：“师长，有叛徒，我们快走吧！” 1942年7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的张云逸，要从淮南根据地赶去苏北盐城的军部开个重要会议。那时候，敌后根据地被日伪军分割得七零八落，路上到处是封锁线和据点，长途跋涉基本等于闯关。 张云逸带着一个警卫连，一行人风尘仆仆，总算到了大运河边的戴湾地下交通站。按计划，他们要在这里找船渡河。这种交通站，就是我党在敌后建立的“毛细血管”，传送情报、护送干部，全靠这些隐秘的站点。 可当他们快到联络点时，张云逸心里“咯噔”一下。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一盆花。 按照约定，交通站窗台内侧的花盆，代表“安全”，同志们可以放心进入。可眼前这盆花，却被孤零零地摆在了窗台外面。 警卫员小周眼尖，他脸色一变，立刻凑到张云逸身边，压低声音说：“师长，暗号不对，花盆在外面！这是最高级别的警报，说明站里出了叛徒，或者已经被敌人控制了。我们快走！” 换做一般人，可能就慌了，赶紧带人撤。但张云逸是谁？那是从黄花岗起义、北伐战争、万里长征一路拼杀出来的老革命，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他异常冷静，摆了摆手，示意大家隐蔽。 一个简单的位置变动，一盆不起眼的花，在那个瞬间，就成了生与死的界碑。 这背后，是一套多么严谨、多么需要默契和信任的系统。今天我们总说大数据、说人工智能预警，但回看当年，这种“低技术”的智慧，这种把信任刻进骨子里的纪律，才是最强大的防火墙。 张云逸没有立刻撤离。他知道，简单地掉头就走，可能会让已经暴露的交通站同志陷入更大的危险。 他沉思片刻，果断下令，派几个最机灵的战士，悄悄摸过去，检查那盆花。果然，在花盆的湿泥里，战士们摸出了一个用油纸包着的小纸条。 打开一看，上面是暗语：交通员彭五叛变了，其他同志已经紧急撤离隐蔽。 情况万分危急！彭五是负责这条线的交通员，他要是叛变，就意味着张云逸的行踪，甚至整条交通线的秘密，都可能已经暴露给了敌人。敌人很可能正在某个地方张着口袋，等着他们一头钻进去。 怎么办？会议必须去，河必须过。张云逸当机立断：改变计划，化装渡河！ 这支队伍迅速换上从老乡那里借来的粗布衣服，拿起镰刀、草绳，一个个都成了地道的苏北农民。他们找到了已经隐蔽起来的副站长王建高，弄来一条小渔船，准备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渡口强渡。 就在他们的小船划到河中央时，意外还是发生了。河对岸的堤坝上，突然出现了一队伪军巡逻队，端着枪，大声吆喝着让他们靠岸检查。 气氛瞬间凝固。警卫员的手已经摸向了腰间的枪。张云逸一把按住他，低声说：“不要慌，看我的。” 他让江苏籍的战士用本地方言回答：“我们是去平桥割草的！” 对面的伪军小队长半信半疑，非要上船看看。这下麻烦了，船小人多，一旦打起来，在开阔的河面上他们非常吃亏。 就在这时，张云逸展现了他惊人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他不仅没躲，反而主动让船靠了过去，让那个伪军小队长一个人上了船。 小队长一上船，张云逸就先发制人，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很不客气地对他说：“我们是淮安那边派来的，昨天彭五先生投诚了，给了重要情报，说今晚有共产党大官要过河。太君让我们在这儿化妆等着，你来添什么乱？” 这几句话信息量巨大：第一，点出叛徒彭五的名字，证明自己是“内部人”；第二，搬出“太君”，给对方施压；第三，暗示有“大官”和“好处”，勾起对方的贪婪。 伪军小队长一听彭五的名字，信了三分。张云逸接着说：“这样吧，我们正要去平桥找彭五当面核对情报，你给我们带个路，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说着，他朝岸上的伪军大手一挥：“你们继续巡逻，队长跟我们去平桥办事了！” 这一套连招下来，伪军小队长彻底懵了，还没反应过来，腰间已经顶上了一支冰冷的枪口。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张云逸一行人的“护身符”，领着他们大摇大摆地穿过了封锁区。 张云逸赢得的，不只是一次渡河，更是一场信息不对称下的心理战。这种能力，不是靠开会能学来的，是无数次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本能。 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就太小看这位老将军了。他不仅要安全过河，还要拔掉彭五这个毒钉。 在伪军小队长的“带领”下，他们顺利进入了平桥镇，并且从他口中问出了彭五藏身在他情妇的家里。张云逸带人迅速包围了那间屋子，活捉了正准备领赏的叛徒彭五。 在河边，张云逸下令就地处决了这个叛徒，彻底清除了这个巨大的安全隐患。然后，他回头对那个吓得面如土色的伪军小队长说：“你要是还想活命，就好好抗日，别做坏事，否则，他就是你的下场！” 处理完一切，张云逸才带着队伍，在地下交通员的接应下，连夜赶路，最终准时出现在了盐城的会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