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动荡的年代，山东王效禹从地方官员一路跃升至省级权力核心，又迅速跌落的人物，他的起落轨迹，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扭曲的政治生态。 1914年，王效禹出生在山东益都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做过纺织工人，抗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算是在革命岁月里摸爬滚打过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有过平稳的仕途，曾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可1959年，因保护被划为“右派”的下属，他遭遇降职，到1965年时，职务是青岛市副市长——彼时的他，或许并未想到，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正悄然将他推向舞台中央。 1966年起，“文革”的浪潮席卷全国，1967年初，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王效禹抓住了所谓“夺权”的机会。他先后主导了青岛、济南的“夺权”运动，一跃成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这还不算完，同年5月，他又兼任济南军区第一书记、第一政委，成了全国仅有的5名获毛泽东直接认可的“革命领导干部”之一，与张春桥、潘复生等人并列。从一名降职的副市长到省级权力核心，王效禹的政治崛起，快得像一场骤雨，却也暗藏着随时倾塌的隐患。 1967年的徐州，正被派系冲突的阴霾笼罩。当地驻军在“支左”中支持温和派“支派”，镇压了激进派“踢派”，而4月中央政策转向，要求军队“转弯子”支持造反派，南京军区系统却对此多有抵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月，王效禹奉中央指令赴徐州调停，这成了他权力巅峰时极具争议的一笔。 他一到徐州，就否定了军方“以支派为核心联合”的方案，提出“看革命性强弱决定核心”的“第三条道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实质是在支持“踢派”。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他向军队中下层施压，比如让空29师率先检讨“支左错误”，借此架空抵制他的将领。“武汉事件”后，中央军委明确支持他的路线，68军领导层彻底被孤立，王效禹在徐州的“权威”似乎稳固了。 可权力的滥用往往伴随着失控。8月31日，徐州两派爆发大规模武斗，王效禹不仅批准向“踢派”发放千余支枪支，还默许山东枣庄等地的造反派赴徐州参战。这场被他“加持”的冲突，最终导致“支派”溃散，2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流亡。9月4日，“踢派”召开“祝捷大会”，军方被迫公开认错——徐州成了王效禹“路线胜利”的“样本”，却也浸透着无辜者的血泪。 徐州事件后，王效禹在山东的权力进一步扩张。他通过改组革委会、控制军队系统（新设“支左指挥部”）强化控制，还提出“走徐州道路”等口号，试图将自己的模式推广开来。但派系主导的格局本就脆弱，他强行推行的路线，早已在地方埋下了更深的对立种子。 1968年6月，问题开始暴露，王效禹在内部检查中不得不承认：武装支持“踢派”导致冲突升级，对连云港等地的派性立场干扰了决策，“以踢派为核心”等口号加剧了地方对立。可此时的检讨已难掩积弊。1969年中共九大后，因“资产阶级派性”问题，王效禹被隔离审查并撤职，他的政治生涯彻底终结。从1967年登顶到1969年失势，不过两年多时间，这场看似风光的权力幻梦，碎得猝不及防。 王效禹的兴衰，是“文革”权力结构脆弱性的典型写照。他的权威完全依赖最高领导层的授权，没有丝毫制度根基，就像建在沙地上的楼阁；他在“支左”中强行分化军队层级，激化了内部矛盾；他本想通过操控派系巩固权力，最终却没能解决冲突，反而让地方政治生态更趋暴力化。 2009年，王效禹离世，享年95岁。他的一生，被卷入了“文革”的政治漩涡，既短暂地站上了权力的浪尖，也最终被浪潮拍碎在岸边。而他的故事留下的，更多是警示——运动式治理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深层的，权力若脱离了制度的约束、背离了民生的根本，再风光的“崛起”，也终将沦为一场注定破灭的幻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