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7军军长李湘牺牲后，上级打算让副军长李水清接任，李水清却拒绝了：“不去，好不容易有学习的机会，现在学习更重要！” 1952年7月，朝鲜铁原前线，坑道里又闷又潮。67军副军长李水清正拿着个缴获的美军罐头盒喝水，勤务兵把电报递过来。就一眼，李水清手指头猛地一抖，罐头盒“哐当”一声掉在碎石上。 电报上字不多，但每个字都像炮弹碎片，扎得人生疼：军长李湘，因美军细菌武器感染引发败血症，牺牲。 李水清脑子“嗡”的一下。 三天前，他才在军部见过李湘。当时老搭档脖子上长了个疖子，已经红肿得吓人，可谁也没当回事。谁能想到，这玩意儿就要了一个王牌军军长的命？ 李水清和李湘，那不是一般的战友情。俩人是过命的交情，从红军时期就“绑定”了。1938年在冀东打鬼子，李湘当营长，李水清是教导员。沙峪伏击战，俩人配合得跟一个人似的：李湘带队从东边穿插，李水清领着机枪班在西边死守。硬是以伤亡30人的代价，啃掉了150多个日军。 后来李水清总跟警卫员念叨：“我跟老李搭班子，他打主攻我守后路，从来没出过岔子。” 这种默契，在朝鲜战场上更是到了顶峰。1951年秋季防御战，67军硬扛美军三个师的猛攻，在坑道里死守。李水清就在前沿指挥，一发炮弹在离他不到三米的地方炸开，泥土糊了他一脸。他吐掉嘴里的沙子，回头接着喊：“炮兵！给我往那个山头再来两轮急促射！” 那一仗，67军打出了威风，歼敌一万七千多人，创下了当时志愿军单次战役歼敌的最高纪录。可战后，李水清翻着自己部队的伤亡名单，半天没吭声。他知道，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现在，那个最懂他的搭档，那个一起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李湘，没了。被一个看不见的“细菌”干掉了，年仅37岁。 军长牺牲，部队不可一日无主。兵团政委赖传珠很快就找到了李水清。 当时李水清在哪？他正背着背包，在丹东火车站等车。他要去哪？南京军事学院。这是他盼了很久的学习机会，组织上刚批下来。 赖传珠开门见山：“水清同志，军里出了这么大的事，组织上研究，想让你把67军的担子挑起来。” 这话一出，旁边的参谋都觉得是板上钉钉的事。副军长接任军长，顺理成章，更是危难之际的重任。 谁知道，李水清“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几乎是吼出来的：“政委，我请求先去军校！我不去接任！” 赖传珠都愣住了。放着军长不当，非要去当个学员？这是什么操作？有人劝他：“老李，现在军里情况特殊，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李水清却摆摆手，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眼神异常坚定：“政委，同志们，正因为情况特殊，我才更要去学习！” 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道：“上甘岭战役，美军一个步炮协同，就把我们的坑道口给炸塌了。现在的战争，已经不是光靠勇敢、靠拼刺刀就能赢的了，得懂炮火计算，懂诸兵种怎么配合。” 他怕的不是死，而是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让更多战士白白去死。李湘的牺牲，让他更深刻地意识到，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已经超出了他们过去打游击、打运动战的经验范畴。敌人的武器在迭代，战术在更新，我们的指挥员脑袋要是不“升级”，怎么打赢下一场仗？ 当时，全军能去南京军事学院深造的高级干部，凤毛麟角，不到百分之五。这个机会有多宝贵，李水清比谁都清楚。 他跟劝他的人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句话今天听来，依旧振聋发聩： “战场上，我不怕敌人火力猛，就怕我们指挥员脑子空！” 李水清“扔下”了军长的位置，一头扎进了南京军事学院。 在学校里，这个从战场上九死一生过来的副军长，成了一个出了名的“书呆子”。他把美军的M1941军用地图铺在桌上，用红蓝铅笔一遍遍地标画战役推演；熄灯后，他就蹲在走廊的灯光下啃《合同战术》，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 他不是在死记硬背，而是在用战场上付出的血的代价，去验证、去吸收、去重构知识体系。 1954年，李水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正式被任命为67军军长。这一次，他没有拒绝。 抗美援朝虽然已经停战，但他脑子里的弦一直紧绷着。他带着部队在胶东半岛，反复搞抗登陆演习，琢磨出了一套“陆海空火力协同反突击”的新战术。 1955年授衔，李水清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仪式上，他胸前的勋章擦得锃亮，据说，他口袋里还揣着一本在军校时用的、已经磨破了边的战术笔记。 晚年时，李水清跟孙子念叨过一句话：“打仗不是光靠胆子大，得懂战争的规律。当年我要是硬着头皮接了那个军长，万一带不好部队，打了败仗，我怎么去跟牺牲的李湘，跟那么多弟兄们交代？” 这话，朴素，但分量千钧。 这背后，是一种对事业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他不是为了当官，他是为了打胜仗，为了让更少的战士牺牲。这种“学为战，非学为官”的清醒认知，才是那一代军人最可贵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