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雨风说史[超话]晴雨风说史
溥仪的叔叔载涛，家里有一妻三妾。1950年，《婚姻法》规定夫妻要实行一夫一妻制，这可把载涛给难住了。不过后来，他想出个办法，既能符合国家政策，又能把其他妾室妥善安置好。
载涛身份可不一般，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末代皇帝溥仪的亲叔叔，是正儿八经的皇族。但到了1950年，这些身份没啥用了，他就是个得遵守新法律的普通老百姓。
当时，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主要内容就是：废除一夫多妻，改成一夫一妻。这一下，北京城那些老式大家庭可炸开了锅。载涛家的情况，更是复杂。
他的原配福晋姜婉贞，出身名门，精明能干，给载涛生了八个孩子，是家里说一不二的核心人物。可惜身体不好，常年生病卧床，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去世了。可她留下的家，是“一主三副”的样子。
这三位“副手”，就是载涛的三个妾室。
第一个叫周妙云，原本是姜婉贞的贴身丫鬟，后来被载涛看上，纳为妾室。她脑子灵活，会管理事务，姜婉贞病倒后，家里大大小小的账目、人情往来，基本都由她负责。可以说，她就像家里的“财务总监”。
第二个叫金孝兰，出身很苦。姜婉贞瘫痪后，她被找来专门伺候。这人老实勤快，做事任劳任怨，把姜婉贞照顾得特别好。载涛感激她的恩情，也想让妻子身边有个贴心人，就把她也纳为妾。她就像家里的“后勤部长”，默默做事，却很重要。
第三个叫王乃文，是个唱戏的姑娘，年轻漂亮又有文化。载涛爱听戏，一来二去就和她认识了。王乃文进府后，不争不抢，还成了载涛外出应酬的“社交名片”，帮着处理不少对外的事。
这三个女人，各有各的本事，在这个家里都有自己的位置，也各有各的想法，一起维持着旧王府的运转。姜婉贞在世的时候，还能镇住场面。她一走，再加上时局变化大，这个家眼看就要散了。
载涛的日子也不好过。以前的贝勒府早就卖给辅仁大学了，一家人只能挤在胡同的小院子里。清朝皇室的优待没了，他就在解放军马政局当顾问，一个月领200块钱工资。这点钱要养活十几口人，实在是不够花。
就在这个时候，《婚姻法》颁布了。他侄子溥仪还打趣问他：“七叔，您家里那几位打算咋整？都离婚吗？”
这话听着轻松，对载涛来说，却像千斤重担压在身上。
离婚？怎么离？这几个女人，跟了他大半辈子，把青春都献给了这个家。周妙云管家有功，金孝兰伺候病人有恩，王乃文陪伴也有情。就用一纸休书把她们赶出去，从法律上说是符合规定了，可从人情和道义上讲，载涛自己这关都过不去。那时候，女人被夫家赶出门，后半辈子基本就毁了。
载涛把自己关在屋里，想了好几天。他虽然是旧时代的人，但留过洋，知道时代变了，不能再守着老观念过日子。最后他想出个办法，就简单几个字，却充满了中国式的人情和智慧：离婚不离家。
他把三个妾室叫到一起，没说什么长篇大论，直接就说：“国家出了新法律，咱们得照着办。从法律上说，我们得解除关系。但从情分上说，这个家还是你们的家。”
他的办法是：想走的，我给一笔钱，安排好地方，风风光光地送出去；想留的，咱们还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起，我会负责到底，只是名分上不再是夫妻。
说完这话，屋里一下子安静了。
最先表态的是王乃文。她最年轻，想得也开，干脆地说：“我走。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载涛说话算话，帮她安排了住处，还在市政协给她找了份工作。从那以后，王乃文成了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每个月还会回来看望载涛，带些点心和报纸，关系倒更像亲人了。
最难处理的是周妙云。她以前是家里实际掌权的人，心气儿高。让她从“主子”变成个尴尬的“食客”，她心里气不过。沉默几天后，她自己收拾行李，没打招呼就走了。后来听说她在卫生院病逝，终究是心里不痛快。
最后剩下金孝兰。她一辈子没什么主意，就知道埋头做事。载涛对她说：“你照顾太太这么多年，功劳很大，这个家还离不开你。”就这一句话，让她心里踏实了。她留了下来，虽然没有名分，却成了载涛晚年唯一的伴侣。她继续操持家务，照顾载涛的生活，一直到1967年病逝。
金孝兰去世后，载涛特别悲痛，亲自安排把她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三年后，90岁的载涛也去世了，他的遗愿是和金孝兰合葬在一起。墓碑上，没写“妻”，也没写“妾”，只简单刻着“载涛及金氏合葬墓”。
一个时代结束了。载涛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候，为他生命中的几个女人，画了一个算不上圆满，却足够体面的句号。
载涛这个“离婚不离家”的办法，现在看可能有点像“和稀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一个男人能给出的最有担当的解决办法了。他没有简单地用法律条文来切断复杂的人性和情感，而是在遵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安顿每一个和他有关的人。
据说，现在有些有钱有势的人也学载涛的样，养几个女人，彼此相安无事，颇享齐人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