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长征前夕，地下党员王同兴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邀请王同兴去开会，可到了半路，他却发现，这两人食指内侧有层薄茧。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34年正月，寒气还没褪尽，河北南乐的清晨总是安静，那天，王同兴刚把炉火烧旺，一包包点心整齐地摆在桌角，本是准备好接头时送给同志的信物，可眼前这包点心，却让他看着发怔，油纸泛黄、边角发皱，渍痕一圈圈地洇开，像是见过太多风雨，他盯着那层纸，心里翻腾着疑惑。 记忆往回翻，就在几个时辰前，两个陌生人站在他家门口，一个矮瘦，一个微胖，三十来岁，穿着得当，眉眼间透着熟练，他们手上缠着毛巾，提着点心，说是从省委来的，说是要带他去大名开会，暗号没差，穿戴合乎规矩，可王同兴总觉得哪里不对。 他不是没见过接头的同志，也不是没经历过危险，可这次，他心里发紧，他压着疑虑，按规矩带着两人，去找宋同发和陈仰贤，三人简单收拾，便一同上了骡车，车辙在冻土上留下深印，车轮每滚一下，王同兴的心便沉一点，坐在那车上，他的脑子转得飞快，这两人说话有些急促，眼神总往后瞟，路过岔口时还时不时催车夫加速，更让他在意的是那矮个子的左手，插在棉袄口袋里，但手指轮廓清楚，那食指内侧有一圈薄茧，细看之下像是年年练枪留下的痕迹。 宋同发也察觉到了异样，刚开始还试图找话搭腔，问了些特委近况，对方答得模棱两可，陈仰贤则沉着脸，一言不发，眼神却频频扫向那包点心，他们三人心照不宣，坐在车上不动声色地交换着眼神。 就在这时，王从吾到了南乐，他是直南特委的组织部长，按惯例来检查工作，先去了王同兴家，却扑了空，家门上挂着锁，灶台还温着，王同兴的母亲一见他，连声都没出，只把一碗冷粥端上来，碗底压着一片油纸，油墨晕得发糊，他一看那纸上的字，背脊发凉，那“省委”两字的印章颜色偏红，边缘模糊，印得不规整。 他立刻意识到不妙，按惯例，有特急会议，自己不可能不知，他不再迟疑，借来邻居家的毛驴，追着骡车的车辙一路奔去，冻土上车轮碾出的痕迹清晰可辨，朝着大名的方向，却在一个路口突然拐向了西北。 王从吾越追越急，脑中闪现的是清丰县不久前的惨剧，那次，八名同志被假扮交通员骗走，如今还困在牢里生死未卜，他知道，如果这次不及时赶上，南乐的组织也将遭到毁灭打击。 而此时，骡车上的三人也已心中有数，他们装作不知，继续前行，表面听从安排，实则在密谋脱身，陈仰贤回忆起曾有人交代过，识别特务的关键在于动作细节，贴墙走路、频繁张望、说话时不敢对视——这些特征，在这两人身上全都对上了。 骡车停在一处渡口，船还未到岸，对方提议到旁边的小饭馆歇脚，王从吾跟上了，他们在饭馆门口照面，他走得太急，额上满是汗，看到陈仰贤时，他只微微点头，装作是个赶路的生人，陈仰贤没有多看，低头蹲下系鞋带，手指在鞋面上轻轻划过三道痕，王从吾心头一紧，这是紧急求援的信号。 他马上明白过来，坐下后故意把凳子踢翻，酒碗打落在地，汤水四溅，几人趁此混乱腾地起身，往饭馆后门冲去，那门年久失修，一脚踹开，几人分头逃脱，枪声在背后响起，子弹擦着耳边飞过，空气像被撕开。 王从吾往芦苇滩深处钻，脚下泥泞，棉鞋陷进冰水里，他却不敢停，身后追兵紧跟，他借着芦苇高草遮掩，曲折前行，终于在树林边甩掉了特务，他喘着粗气，手里紧攥着从那两人身上抢下的纸条，上面写着“铁桶计划”四个字，笔迹潦草，却清晰刺目。 王同兴和陈仰贤则趁着混乱，绕回南乐，立即向组织报告，他们顾不上伤口，也顾不上疲倦，只知道必须快，组织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迅速转移了其余联络点，特务扑空，只在一处空屋中发现尚未熄灭的火盆，文件早已焚毁。 脱险之后，陈仰贤常在夜里端详自己的食指关节，那次在饭馆门口，他用尽全力顶住门板，枪托砸在肩上，火星四溅，他没有退，半年后，他调任交通线负责人，每次送出点心，必三层油纸包好，字条用密墨写在最内层，他说，信物的可信，不在点心，而在用心。 王同兴将那包旧点心埋在了枣树下，他不愿再见那油渍斑斑的纸，每次看见都觉得像在提醒他：敌人就在身边，稍有疏忽，便是万劫不复。 多年后，有人在那棵树下挖出一张泛黄的纸，油渍已模糊，看不清字迹，只能辨出几道折痕，村里老人说，这是用命换来的信物，不是每一包点心都是真的，也不是每一个笑脸都可信，可正因为有人能在风雪中辨清真假，南乐才没有变成第二个清丰。 那年冬天过去后，王同兴再也没轻信任何一双眼睛，他说：“信不在口头，也不在纸上，在你看见那食指上有没长茧的时候，” 信息来源：（濮阳网——濮阳党史故事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