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死后，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谁的权力更大？有人说慈安柔弱可欺？这可是大错特错，慈安把慈禧拿捏的死死的。 1861年8月，年仅31岁的咸丰走到生命尽头，这位在内忧外患中焦头烂额的皇帝，临终前精心布下了一套复杂的权力制衡体系。 咸丰深知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无法亲政，而朝中各方势力虎视眈眈，必须留下一套既能稳定大局又能相互牵制的制度。 咸丰帝安排极具深意：首先，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 “赞襄政务王大臣”，负责处理日常政务，这是对朝臣势力的认可；其次，将代表皇权的两枚印章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即后来的慈安太后）和皇长子载淳，其中 “御赏” 印由慈安掌管，“同道堂” 印由载淳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代掌。 按照规定，所有谕旨必须同时加盖两枚印章方能发出。 这一制度设计暗藏玄机：慈安作为正宫皇后，其 “御赏” 印掌握着最终的审批权，而慈禧虽因皇子生母身份获得代掌印信的权力，却必须依附于慈安的正统地位。 咸丰的这种安排既防范了顾命大臣专权，又限制了后宫干政的可能，更在两位太后之间埋下了制衡的伏笔。 咸丰帝死后不到三个月，一场改变晚清政治格局的政变悄然上演。 顾命八大臣自恃有先帝遗命，骄横跋扈，不仅轻视两位太后，更与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产生激烈冲突。 当慈禧秘密联络奕訢，提出要铲除八大臣时，慈安的态度成为关键。 慈安起初对政变持谨慎态度，她更倾向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但当八大臣的嚣张行径危及皇权，甚至公开顶撞两位太后时，慈安最终下定决心支持政变。 慈安以正宫太后的身份签发密诏，召奕訢前来热河商议对策。 政变成功后，论功行赏时慈安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她被尊为 “母后皇太后”，居于东宫，又称 “东太后”；慈禧被尊为 “圣母皇太后”，居于西宫，又称 “西太后”。 朝廷发布的所有谕旨都以 “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 开头，明确了慈安的优先地位。 在朝政分工上，慈安虽不热衷于具体事务的处理，却牢牢掌握着人事任免、重大案件裁决等权力，而慈禧则更多负责日常政务的执行。 两宫垂帘听政的二十年间，那枚小小的 “御赏” 印成为权力格局的最佳注脚。按照制度设计，所有谕旨必须经过慈安审阅并加盖 “御赏” 印后才能生效，这意味着慈安拥有最终的决策权。 慈禧虽然精明强干，擅长处理具体政务，却始终无法绕过慈安这道关。 这种权力格局在处理安德海事件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安德海是慈禧的心腹太监，仗着宠信骄横不法，甚至违反清朝 “太监不得出京” 的祖制，私自前往江南采办。 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将此事上奏朝廷，请求处置。 消息传到北京，慈禧陷入两难：庇护安德海则违反祖制，失去人心；严惩则心痛不已。就在她犹豫不决时，慈安太后当机立断，援引康熙年间处置擅权太监的先例，下旨将安德海就地正法。 这道谕旨以 “御赏” 印和 “同道堂” 印共同加盖发出，慈禧纵然万般不愿，也只能无奈接受。 安德海之死不仅震慑了后宫宦官势力，更向朝野传递了清晰的信号：慈安太后才是最终的掌权者。此事之后，朝臣们更加清楚，想要获得真正的权力认可，必须得到慈安的支持。 就连一心想揽权的慈禧，也不得不收敛锋芒，在重大问题上主动征求慈安的意见。 在洋务运动的推进过程中，慈安的态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面对守旧派的激烈反对，是慈安联合慈禧，支持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主张，为洋务运动提供了保障。 在立后问题上，慈安的影响力更是显露无疑。 1872年，同治帝到了大婚年龄，慈安与慈禧在皇后人选上产生分歧。 慈禧倾向于选择年轻貌美的富察氏，而慈安则主张立端庄贤淑的阿鲁特氏。 最终，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立阿鲁特氏为皇后。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慈安在皇室中的权威，更反映出朝臣和皇室宗亲对她的支持。 慈安的政治智慧还体现在她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她深知慈禧的权力欲望，却不与她正面冲突，而是通过制度和规矩加以约束。她对慈禧始终保持着表面的尊重和礼仪，却在核心权力问题上寸步不让。 慈安这种 “柔中带刚” 的处事风格，让慈禧始终难以越雷池一步。 1881年4月，慈安太后突然病逝，年仅45岁。 慈安的去世成为晚清历史上的一大谜团，也让权力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失去制衡的慈禧太后逐渐独揽大权。 慈安的突然离世，让许多朝臣扼腕叹息，发出“东太后贤明，遇事能断，今忽离世，朝政堪忧” 的惋惜。 事实也的确如此，慈安去世后，慈禧迅速清除了朝中的反对势力，将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有史学家用“前明后暗”来形容垂帘听政的慈禧，并发出疑问。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慈禧“前明”的二十年，那是有慈安在前头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