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说，父亲曾和他讲过与军阀张作霖打交道的经历，让人忍俊不禁。李敖的父亲叫李鼎彝，于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后被聘为哈尔滨吉林省立第六中学的校长。 李鼎彝出生在清末，赶上民国乱局。 他的少年时代，东北还算安稳，家境中等，却足以供他去读书。 1919年前后，他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 那时候的北大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蔡元培推行新文化，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名字几乎每天都在课堂上响起。 李鼎彝在那里接受了最前沿的文学教育，也见证了五四运动的余波。 对于一个来自东北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思想和学问的双重震动。 1926年，他从北大毕业，按当时的眼光，可以选择继续深造，甚至出国留学。 但家乡需要人，家庭压力也不小，他最终还是回了东北。 在哈埠，他很快被任命为吉林省立第六中学校长，还同时担任东北大学讲师。 名校出身的履历，在当时的东北教育界极具分量，待遇和地位都相当体面。 对他来说，这不仅是谋生，更是一种理想的实现。 他把自己摆在教育的位置上，希望能在动荡的年代守住一方清明。 东北军阀割据的年代，教育和政治完全脱不开关系。 张作霖坐镇奉天，控制东北，他的军队遍布，手里掌握实权。 按一般印象，张作霖粗豪强硬，军人作风，少有文雅。 可李鼎彝讲过一个故事，让人听了忍不住笑。 那是在孔子诞辰纪念日，张作霖竟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亲自去学校拜访老师们。 他面对一群书生，居然躬身行礼，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大老粗，不懂学问，全靠先生们教下一代。 这样的场景，听起来荒诞，却真实发生过。 李鼎彝讲起这个往事，语气里带着惊讶与揶揄，也带着几分感叹。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军阀往往倨傲，动辄训话，甚至干涉学校事务。 张作霖的举动反倒显得不一样。 他没有端着架子，而是用一种笨拙的方式表达对教育的敬意。 这既是政治姿态，也是性格写照。 他需要教师的支持，更需要学生的安稳，所以选择在公众场合展现“尊师重道”。 李鼎彝记忆里，那场面带点滑稽，也折射出军阀政治的另一面：他们再粗鲁，也得依赖文化的包装。 李鼎彝在东北教育界干得风生水起。 他一面主政中学，一面在东北大学讲课，还在吉林女子师范学校授业。 他治校讲究规范，重视国文教育，学生中不少后来成了有成就的人才。 他的影响并不止于课堂，他在那个年代代表了受过系统教育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不依附军阀，但也无法与权力割裂。 他们只能在夹缝里守住学术尊严，同时和政治势力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李敖常常拿父亲的这段经历当趣闻讲给别人听。 他说父亲回忆那段岁月时，常带笑意。 张作霖的“长袍马褂”形象，与人们印象中那个叱咤风云的东北王形成强烈反差，让人忍俊不禁。 可笑之余，也折射出时代荒诞：教育和权力之间，本应泾渭分明，却在现实中不断扭曲。 教师面对军阀既无力反抗，也只能接受这种“尊重”。 李鼎彝能用轻松的方式复述，说明他有种旁观者的冷静，也说明这种荒唐早已被他化成笑谈。 历史往往由战争与政权主宰，但教育者的记忆把另一面保留下来。 李鼎彝讲的故事没有血腥，没有枪炮，却让人看到军阀时代另一种荒谬的真实。 张作霖跪拜老师的举动，不论是心血来潮还是政治算计，都证明即便是最强硬的军阀，也需要借文化立威。 对比后来国民党在各地训斥学校、整肃教师的做法，张作霖的那一幕甚至显得更有人情味。 李敖后来回忆父亲时，把这段往事写进文字。 在他的笔下，父亲既是教育家，也是幽默的叙述者。 张作霖则被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东北枭雄，既粗鲁又带点世故。 教育与军阀打交道的故事，能流传下来，并不是因为它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它有趣、有讽刺意味。 它让人看到历史中细微的温度，也让人感受到一代知识分子的自嘲与坚持。 在乱世中，能守住教育，已经不易。 而能把荒诞说成笑谈，更见胸怀。 参考资料： 李敖，《李敖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