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报员王超北被叛徒出卖，建国后叛徒莫名身亡，他却为其申冤 “1941年9月的晚上，’老王，你真不想再见他？’武少文压低嗓子，盯着面前那封已经被折皱的信。”灯泡摇晃，墙上影子忽长忽短。王超北没接话，指尖却在木桌上敲个不停——那是他习惯性的犹豫信号。信是李茂堂写的，署名一出现，他胸口便腾起一股火：这个人，八年前把自己送进监牢，如今却说能“弄到胡宗南机要室的情报”。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第二天一早，王超北把信交到西安工委负责人伍云甫手里，本想听句“别理他”，却只等来一句“见一见吧，情报要紧”。伍云甫神情平静，仿佛昨晚那封足以毁人三观的信从未存在。王超北压了压嗓子，“我不见。”话音刚落，往事像闷雷般滚过脑海—— 1925年冬，他与李茂堂在郑州一条窄巷里抄写传单，墨香混着寒意，两人约定“谁先动摇谁是孙子”。次年李茂堂入党，二人搭档打掩护、跑交通、藏器材，默契得像养在一口井里。可十年后风云变色。1935年4月，李茂堂赴郑州开秘密会议，刚进门，警铃大作；半小时时间，同去的十来名同志被捕，他走脱。国民党特务放话：李茂堂自首，余人免罪。李茂堂信以为真，结果不仅自己被关，之后竟被逼加入中统。几个月后，王超北在郑州城外糖厂被捕，刑讯室里，他第一次听到“李茂堂”三个字从审讯员嘴里蹦出来，怒火在筋骨里翻滚，却只能咬紧牙关。 幸运的是，王超北顽强地从狱中逃脱，一路辗转到西安，再回前线。但那个名字始终像锈钉一样扎在心里。八年后却要他和这位“锈钉”重修旧好——凭什么？伍云甫耐心劝道：“革命需要桥，不需要墙。先见，再判。”这一句击中了要害：情报战就是用桥穿越刀锋。一想到大局，王超北的犟劲松了半截，“行，见。” 短促会面安排在西安南郊一处碾米坊。木屑味混着机油味，嗡嗡声盖住旁人耳目。李茂堂面色枯黄，开口第一句是“对不起”，第二句就抛出一张写满暗号的薄纸——胡宗南情报科本月行动计划。王超北把纸翻来覆去，字迹、密级、标注皆对得上公共情报碎片，可信度陡升。情报如命，情感靠边，他最终点头。两人重搭线的那一刻，谁都没料到几年后会形成一支潜入胡宗南司令部的隐秘情报网。 自此，李茂堂以“特勤秘书”身份进入胡宗南核心圈，王超北负责统筹情报的上传下达。1945年初延安来电，二人同时被召见。枯黄山路上尘土飞扬，吉普车摇得像老旧木船。到延安的第二天下午，康生主持会议，宣布“西情处”成立：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副处长。康生还当众说，“李茂堂的入党介绍人，由王超北担任”，这安排既是肯定也是考验。王超北当时只回了四个字：“服从组织。” 回到西安，李茂堂的身份更显微妙。胡宗南虽已信任，却从未放松警惕。有一次作战方案汇报会上，胡宗南忽地一拍桌子：“李茂堂，你耍什么花样！”屋内三十多双眼睛刷地望来。空气似乎凝固，李茂堂站起，声音不高却坚决：“李某效命党国，问心无愧，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胡宗南见他神色如常，再没深追。自此以后，李茂堂测出胡宗南屡次“诈心”套路，也终于掌握了对方的心理节奏。 1945年10月19日晚，胡宗南在沣惠渠边的兵团部开作战会议。情报处特务低声禀报：“今晚零点，抓‘胖子’。”胖子是对王超北的暗号。李茂堂坐在胡宗南左侧，只觉一阵凉意蹿背。散会前半小时，他忽然双眼翻白、倒地抽搐，白沫涌出口角。胡宗南以为是老毛病“烟瘾呛发”，紧急送医。车行到半路，李茂堂借护士电话拨给妻子，简短一句：“胖子有危险，速撤。”电话挂断，警报随之解除。三小时后，王超北已转移到洛川，胡宗南扑了空。 这类惊险情节并非孤例。三年内，李茂堂凭借“秘书”身份撬开数十个保险柜，转移、复写、外运情报，救出被捕同志十余人。王超北在西情处外围统筹，把碎片情报拼成完整敌军部署，供中央决策。那几年，两人才真正放下旧账，重新握手。 时针拨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地下转地上，枪声渐息，审干与肃反拉开帷幕。情报战线上“身份复杂者”成为聚光灯下的敏感人群。1951年秋，康生批示：李茂堂“有重大历史问题，且染大烟，应隔离审查”。拘押地点在北京宣武门琉璃厂一处旧衙门改造的看守所，外面写着“戒治所”三个字。李茂堂被收缴随身物品，编入“8号房”。王超北听闻，火速飞京，却连门槛都没踏进，守卫只回一句：“被隔离审查，谢绝探视。” 王超北不死心，接连写了三份情况说明：涉险营救、关键情报来源、所立功绩，事无巨细。材料转了几道手，却像石沉大海。他又托人递话给康生，答复只有“待查”。1953年5月，风吹过玉渊潭，新柳正绿。一张密封电报摆到王超北办公桌上：李茂堂因“肺疾并发症”于狱中去世，遗体已火化。三个字脱口而出：“怎么会？”整整十分钟，王超北没动分毫，目光定在电报抬头的小字——“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