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离世，膝下竟无子女，其遗产最终被他的妻子浦安修按照他的遗嘱分给了11个人。那么，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1974年的冬天，北京的风阴冷，像是从骨缝里钻出来的。 西山顶上积着一层薄雪，城里的树全秃了，枝杈黑得像在水里泡过。 那天，十一月二十九号，彭德怀的心脏在凌晨停了。 他一辈子习惯跟时间赛跑，这回，像是忽然松了手。 他是湘潭人，土里刨出来的孩子。小时候家里穷，鞋底破了用布片缝，缝到脚趾都能从缝隙里探出来。 他在田埂上跑惯了，腿脚结实，眼睛亮得像山里的溪水。 成年后，提枪走上战场——不是为了什么崇高口号，而是眼睁睁看着同乡被抓去当苦力、看着田地被烧光，那种火气烧得他睡不着。 百团大战那会儿，他常把地图摊在马鞍上，指着那些细得像头发丝的铁路，跟身边的参谋说：“把这儿切了，他们就喘不上气。” 说完自己骑马冲在前面，炸桥、埋雷、断线，手里握着的，不只是武器，还有一股跟天硬碰的劲儿。 打仗的日子里，他没时间琢磨家里的事。 两段婚姻，没留孩子。 弟弟们也都没回来——一个倒在战场上，另一个死在突围的路上。 家里常年只有他和几件旧家具，中山装洗得发白，搪瓷缸缺了口，还照用不误。 别人看着觉得寒酸，他自己倒觉得这样好，简单，干净。 晚年，他的世界变小了，小到院子一圈的砖路、书桌上堆的书、窗外那棵槐树。 秋天落叶铺满地，他就站着，看风把叶子吹到墙角。 有时几分钟，有时一站就是半个小时，像是在等什么，却又什么都不等。 那一年，他走得不算突然，但还是让很多人心口一沉。 四年后，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挤满了人，白花簇拥着遗像。 中央宣布为他平反。 有人掉眼泪，有人低头不语，像是在补一场迟到的送行。 可回到1974年冬天，还有个现实问题——他的遗产和遗物，怎么办。 中央把这事交给了浦安修。 这个名字，熟悉他的人不会陌生。 延安的窑洞里，他们认识，那时的浦安修穿着灰布军装，眉眼干净。 1938年，两人结婚。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她提出离婚，离开时没带走什么。 那之后，他们很少见面。 接到任务那天，她沉默了很久。 有人劝她推辞，她只是摇头，说这是组织交的事，要办得明白。 她先请来了彭家的亲属，又把几位老同志请到屋里。 景希珍、綦魁英、赵凤池——这三个人不是亲戚，却在彭德怀最难的日子没离开。 那几年，他蒙冤受批斗，院子里冷清得能听见鞋底摩擦地面的声音。 夜里，灯光昏黄，几个人围着小煤炉取暖，不说什么大道理，只是陪着——有人煮面，有人劈柴，有人替他挡过一句又一句的冷言。 分配方案就这么慢慢定下来。 八个侄子侄女，各分一份钱。 这些孩子里，有的他亲手背过，有的他教过写字。 三位旧部也分到一份，那是对陪伴的回报。 浦安修没在名单里，她说，这钱是他的，不该到自己手上。 还有一部分，专门留给家乡的乌石小学。 那所学校，他惦记了很久，想修几间新教室，让孩子们不必在漏风的屋子里上课。 只是战事连着战事，拖到最后没能成行。 浦安修替他完成了。 钱送过去，学校翻修了屋顶，换了新的木窗。 那年春天，山风吹进教室，孩子们的读书声透过窗子飘出去，落到田埂上。 剩下的四千块钱，她找了几个老同志商量，把它用来整理和出版《彭德怀自述》。 书里有他早年的军旅，有对战场的剖析，也有一些不肯拐弯的直话。 那是他的另一种遗产——让更多人看见他，不是雕像，也不是传说，而是一个有脾气、有血肉的人。 这些事，没有大张旗鼓的仪式。 钱分出去，有人用来治病，有人贴补孩子学费，有人存了起来。 没有人拿着钱去炫耀，这里面带着的，是一种沉甸甸的情分。 亲情、战友情、对国家和家乡的责任，都被摆在了同一张桌上，没有谁比谁重要。 旧账清了，名单留档，浦安修关上了装文件的柜门。 外头天色暗下来，风把院里的落叶吹得满地乱跑。 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棵槐树。 树影在地上摇来摇去，像是有人在挥手。 湘潭的山路上，秋天的风吹过稻田。 远处的乌石小学，孩子们正排队进教室。墙上还留着旧砖的颜色，阳光透过窗子，打在课桌上，有尘粒在光里慢慢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