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北京街头，昔日清朝“铁帽子王”晏森正奋力拉着黄包车，健壮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作为努尔哈赤嫡系子孙、八大铁帽子王后代，晏森1910年继承爵位，却在辛亥革命后失去一切，仅做了一年王爷便沦为平民。
那年夏天，老大太阳晒得地上都烫脚。只见一个膀大腰圆的黄包车夫弓身奔跑，汗珠顺着脖颈滚进破旧汗衫里。
路人指着他窃窃私语，瞧见没？那就是‘车王’！
谁也没想到，这个被晒得黝黑的汉子，竟是三年前还戴着顶镶东珠铁帽子的清朝郡王，爱新觉罗·晏森。
以前的他可是奢华无比，如今却沦落到拉黄包车为生。
1910年冬，那时候十四岁的晏森跪在太庙前，接过那顶象征“世袭罔替”的克勤郡王铁帽。
他的先祖岳托是努尔哈赤的长孙，开国功臣，王府占着西城石驸马大街三十亩地，仆从如云。
少年晏森的日子比《红楼梦》还奢靡，睡到日上三竿才起，丫鬟捧着银盆伺候梳洗。
下午溜去琉璃厂，随手买个珐琅鼻烟壶就抵得上平民半年嚼用。
总而言之就一句话有钱任性，再加上他爹给他留的爵位，他的日子过的简直是美滋滋，奢靡程度比朝中的官员加起来都比不上他。
可好景不长这顶铁帽子戴了不到两年，就被摘了。
1912年初春，太监跌跌撞撞冲进王府喊，爷，太后颁退位诏了！俸禄断了！
此时晏森手里的茶盏“哐当”摔碎，滚烫的茶水洇湿了蟒袍下摆。
他茫然望着空荡荡的厅堂，忽然想起账房说过，王府每月开销要上千两银子。
当然清廷虽亡，但是咋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民国政府与清室签了《优待条件》，晏森本可靠祖产安稳度日。
可惜可他早习惯了挥金如土，在八大胡同包花魁，桌上一夜输掉几百银元，连马厩里都养着专吃黄豆的蒙古骏马。
没钱潇洒的他就只能变卖家当。
1913年，他把石驸马大街的郡王府作价十万大洋，卖给了民国总理熊希龄。
要知道这笔钱能在北平买二百套四合院，但他拿去挥霍了。
1920年，没啥变卖的他的祖坟成了目标。
怀柔天村的百年松柏被砍倒卖木材，驮龙碑撬起来卖给张学良，成了张作霖墓前的装饰。
1925年，他蹲在光秃秃的祖坟前刨地宫，被巡警举棍喝止。
次日《申报》标题刺眼，前清郡王盗掘祖坟，官厅禁阻成奇闻。
而远在长春的溥仪听说后，派人送来五百大洋接济。
没想到有了这笔钱晏森转头就包下戏园子连唱三天堂会，气得溥仪摔折子大骂，往后谁都不准帮他！
到1928年，晏森彻底成了“无产王爷”。
一家人挤在城墙根的破屋里，债主堵着门叫骂。
某日清晨，他忽然把最后一件绸衫塞进炕洞，光着膀子出门租了辆黄包车。
起初他臊得抬不起头。
还有老北平人故意拦车，哟，这不是晏王爷吗？拉我一程呗！
乘客下车时还嬉笑，坐王爷的车，比拜佛还灵验！
晏森却抹把汗笑道，以前爷坐马车，现在爷拉车，自食其力！
他膀大腰粗的优势派上用场。
别人拉车喘如风箱，他跑起来四平八稳，从西直门到前门不过一炷香功夫。
很快，“车王”名号传遍四九城，车行老板特意给他挂“1003”号铜牌，这是北平第一千零三辆注册黄包车。
1932年，一张晏森拉车的照片登上报纸。
法国领事认出他，特意多给两枚银元，巴黎都没这等趣事！
于是当这消息传到长春伪满皇宫，溥仪勃然大怒，爱新觉罗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立即召他去“新京”任职。
晏森生平第一次硬气起来。
他在长春看到日本人对着溥仪呼来喝去，汉奸们点头哈腰如提线木偶。
那夜，他翻出藏在鞋底的黄包车铜牌，对镜喃喃，祖上跟皇太极打江山，没教过当汉奸！
天亮就爬火车逃回北平，继续拉他的车。
1940年冬，崇文门城墙根蜷着个黑影。
巡警提灯照去：破棉袄裹着冻僵的躯体，右手紧攥着几枚铜板，那是前一天拉车攒下的车资。
警察局的登记簿冰冷写道，无名男尸，年约五十，无亲属认领。
与此同时，长春伪满皇宫里灯火通明。
溥仪正穿着日军制服鞠躬行礼，宴席上摆着从晏森祖坟旁砍下的松木烤制的鹿肉。
晏森咽气那年，故宫龙椅上积满灰尘。
黄包车队里少了“1003”号，北平人很快忘了那个爱说“想当年”的车夫。
直到六十年代，工人在石驸马大街拆旧房，从王府地基里刨出顶锈迹斑斑的铁帽子。
帽檐内侧刻着满文，克勤郡王，世袭罔替，只是那“替”字才刻到一半，凿痕便突兀中断。
这顶始于1636年的铁帽子，终究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
而晏森用黄包车碾出的辙印，反倒比铁帽子更经得起岁月冲刷，至少那车辙里，还留着几分不肯弯腰的骨气。
他虽挥霍无度，但也还有几分骨气，也不是完全无可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