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退下来后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为何没回家乡？ “1983年春天的早晨，北京木樨地的楼道里有人喊：‘老陈，今天还去农场吗？’”陈永贵掸了掸呢子大衣上的尘土，笑着回了一句，“去，一天不下地心里就不踏实。”简单几句话，道出了他那个年代农民干部特有的倔强与朴实。这一年，他正式卸下国务院副总理的公职，成了东郊农场的特邀顾问。 谈到陈永贵，很多人会先想到“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实际上，距他走马上任已近十年，全国农村改革的大幕也正在拉开。大众的注意力逐渐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吸引，大寨模式的光环不再那么耀眼。就在这种微妙的背景下，组织为陈永贵安排了顾问职务，一方面尊重他的专长，另一方面也希望这位“敢说敢干”的山西汉子不要脱离实际生产。陈永贵欣然接受，一辆老解放牌吉普成了他的“流动办公室”，隔三岔五就往通州方向跑。 东郊农场并非示范基地，它更多承担着城市副食品供应任务。陈永贵一下车，第一件事不是听汇报，而是蹲到棉田里看墒情；看到农机库房的插秧机蒙尘，他抬手就去拧螺丝。农场职工私下说：“老部长下乡不拿架子，跟自家老大哥似的。”这种“放低身段”并非表演，他懂得自己真正的价值便在土地上。不得不说，他在人际关系上的自来熟，也缓解了当时农场面对体制转换的焦虑。 有人奇怪，既然卸任，为什么不回昔阳？这个问题很少有官方解释，倒是从几件小事能看出端倪。第一，身体情况。陈永贵在六十岁出头就有明显的哮喘症状，后来又被诊断为肺癌，京城的医疗条件是县医院无法比拟的。第二，政策顾虑。改革开放伊始，一些地方干部担忧他若回去，群众一呼百应，可能掀起对大包干的质疑。昔阳县委负责人甚至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老陈在山西，书记就得天天开碰头会。”从政治角度考虑，让他留在北京低调发挥余热更为稳妥。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家人。陈永贵在大寨几乎家喻户晓，但他的第二任妻子宋玉林却在北京找到了新的工作机会，子女们也陆续就学、就业于首都。与其把全家搬回山区重新折腾，不如就近照顾。宋玉林对熟人透露过：“老陈最不放心的就是孩子上学，留在北京，书读得起，路也宽。”这并不违背他“农民本色”，而是一位父亲的务实选择。 1985年夏，东郊农场试点种植双季稻，产量却始终压不下水肥成本。技术人员现场争论不休时，陈永贵只说了一句：“别急，先让田里说话。”他带着年轻人连夜开沟排涝，又在实验田种上耐倒伏的“汕优”。十月一割，亩产仅比常规稻低三十斤，却节水三成、少用化肥两袋。农场主管当场竖起大拇指：“老陈还是那股子狠劲！”这是他发挥经验优势的经典一役，也让反对声偃旗息鼓。 不过，随着病情加重，他到农场的次数越来越少。1986年底，他向组织提出不再领取顾问津贴，只保留医保与住房。“国家养我够久了，不能再添麻烦。”这句话他对宋玉林讲过，对医生也讲过。即便如此，他仍坚持把来自中央的慰问品转送给病房里其他患者。一些护士回忆：“老陈塞给我们一袋大米，说年轻人补补身体，他自己却只要一碗粗粮粥。” 不得不提的是他对家乡的深情。尽管人没回去，心却常在昔阳。1987年春，他通过朋友买下五十台手扶拖拉机，全部捐给大寨及周边村，附带一句话：“要是不好使，来北京骂我。”大寨干部把这话贴在机库门口，算是对这位老书记的另类纪念。同年秋，昔阳县修通一段山路，县委寄来照片，他看后只是点头：“路修好了，人肯定能富。”随后便陷入长久沉默。 1988年3月，病危通知下达。他对主治医生说：“药别省，但也别给最贵的，把钱留给困难户。”家属忍泪答应。生命最后两天，他想吃口西瓜。值班护士四处奔走，终于在温室里找来一块。陈永贵咬下一小口，好像又回到多年前大寨的窑洞，那个炎热的夜晚，他和社员把半生不熟的瓜分给大家，自己连皮带瓤嚼。 遗嘱写得极简：感谢党，感谢医护；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在大寨，不要动用飞机，不要劳师动众。1990年3月26日清晨，骨灰盒被儿子陈明亮背在怀里，坐绿皮火车回到太谷，再转汽车进昔阳，一路颠簸八个多小时。骨灰洒下那刻，山风呼啸，松涛作响，仿佛替主人说完最后一句话：“我还是想把根留在土里。” 关于子女，外界关注最多的是小儿子陈明亮。改革浪潮席卷而来，他跑南方做外贸，也曾被同行劝“走灰色通道”，都被拒绝。“给父亲丢脸，比亏钱还难受。”他这样解释。如今，他在山西、江苏都有投资，却依旧坚持年度利润的三成投入公益，尤其针对贫困县的农机补贴项目，延续了陈家对土地的一份执念。 综观陈永贵的“离乡”选择，说得透彻不过四个字：角色定位。留京，能发挥余热，顺带照顾家人；不回昔阳，既免去地方干部的忐忑，也避免自己陷入传统与改革的两难。与其说他割舍了故土，不如说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担当——把个人情感让位于时代需求。土地是他的舞台，北京亦是。区别只在经纬，不在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