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家来了客人，但是卫士不认识，两个人就吵了起来。毛主席闻声询问怎么回事，卫士说：“一个姓贺的女人闯了进来，非要见你。”毛主席惊了一下：“多大岁数？哪里口音？”卫士说：“大概30岁，江西口音。”毛主席马上判断出来了，这是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快请！” 毛主席家的门口，风从台阶底下挤上来，吹得门帘轻轻起伏。 卫士的军靴在青石上敲出短促的声响，一个年轻女人的嗓音顶了上去，带着江西南部特有的鼻音，像稻谷晒场上滚下来的热气。门口的拦阻并不粗鲁，只是按规矩把人拦在槛外。她不退，眼神直直贴在门缝里，像要从黑暗里把一张脸拉出来。 屋里的人听到动静，放下笔，问得很简练：多大年纪，哪里口音。卫士报了数儿，又说是姓贺。判断像一枚石子落进水面，漪涟一下子铺开：三十上下，江西话，是贺子珍的妹妹。请进，两字不重，空气倒忽地松了些。 屋里光线平稳，旧藤椅靠墙，蓝边的水杯冒着白气。她进门，鞋底在地面上拖出一小段声响。停住，先看人，再看桌，最后开口：“还是不是我姐夫？”一句话像把一张尘封已久的家谱掀开，里面的线头一根根露出来。屋里的人没有立刻回答，只把手里的钢笔放好，目光落在她额前细汗上，像在辨认旧日的门牌号。 她坐下，背挺得很直，手指攥紧，再松开。说来意并不绕弯，替姐姐讨个公道。讨这个字在家门里说，有点烫手，又不肯松口。水杯推过去，杯沿在桌面上划了一个不明显的弧。屋里的人把语速压慢，像在收拢一匹被风吹乱的布：“按老规矩办。”没把规矩说破，反倒让人听见一种稳妥，像夜里摸到墙角那根熟悉的木杖。 问起消息时，屋里忽然静了。新疆那边传回来的话，已经冷透了；陕南那边的名字，也停在档案纸的末尾。她听见“没能回来”和“牺牲”两个词，眼皮颤了一下，肩膀像被人轻轻按住。哭没有大声，像从胸腔里滚出几道细小的崩裂，收得急。她把杯子攥得更紧，杯身的温度从掌纹里一点点传进去。屋里的人把一句话说得很轻，像怕惊动什么：“咱这个家，出去的人多，能活着就是福。”一句话落下，安慰没有甜腻，疼痛没有铺张，像给一处旧伤换了层干净纱布。 临起身，叮嘱又落了一句：把娇娇接来。她点头，轻得像羽毛碰到桌角。门帘再度被风顶起，露出院子里一小片阳光。脚步下台阶时不稳，鞋跟在石沿磕了两下，又稳住。谁都没想到，这一去就隔成永别。翌年回乡寻亲途中，车身在弯道上打了个寒战，人没能回来。消息传到北京，屋里的人只吐出一句“这是什么事”，像把叹息塞回牙关，不让它溢出来。 贺家的兄妹，像一把伞的几根伞骨，风越大，声响越清楚。吞金自尽而又被救回的传闻，常被人讲起，像手背上那道旧疤，雨天总有点发痒。早早倒下的妹妹，只留下零散的描述：瘦，笑起来露两颗虎牙，脚步很快。从井冈到赣南，从小路到江面，许多名字被刻在木牌上，雨一淋，字黑得发亮。一个家在风里站直，伞面被风翻过来又翻回去，有时候遮住了雨，有时候只挡住一半。 贺子珍与屋里的人，缘分从一条河起，后来越流越开。孩子来了又走，名字在纸上写过又被划去，留到最后的，像冬夜里仍亮着的小油灯，火苗不大，顽强。她远离多年，路上风雪无凭无据，回到上海，换了住处，把生活一点点靠拢。那年山中开会，消息在走廊里传，像一根细针从衣缝里穿过去。见，是她那边先想的，还是他这边先应的，并不重要。车绕山而上，云像棉花被掐开。二十二年没有对面坐过，这次坐下，话反倒少，眼睛里的水意更平。问近况，答问安，像把一只旧木匣的盖子轻轻合上。再没打开。 被称作“老规矩”的处理，更多时候不是条文，而是一种边界：不在屋外嚷，不在屋里摔，给人留面，也给事留台阶。家门与国事不抵牾，只是力道不同。屋里的人每每在两张桌子间挪动，一张铺电文，一张摆碗筷。坐哪张桌，就用哪种眼神。挪动不宣告，不敲锣，只挪半寸，椅脚在地上发出不易察觉的声响。 说到哥哥们，常有人用“上山早”“渡江早”来形容。早，不是抢功，是把脚先踩到石头上看结不结实。夜渡那回，水黑得能把人吞下去，船像一片湿叶，飘着过江。等到对岸插旗，喊声像沿岸麦田里的风，一层压一层。 战后的职位与勋表摆在抽屉里，亮，却并不天天拿出来看。家里老母亲年岁大了，妻子的腿脚不利索，孩子在城与乡之间调拨，申报的纸反复补，印泥反复按。可以开口走捷径，也可以把嘴唇抿成一道直线，让规矩照规矩走。硬气不嚷，最不吵闹的一种骨头。 把镜头拉回那间屋。 那天过后，墙上没有多一张相片，桌上没有多一只杯子。卫士记住的是那个女人的脚步声，起初急，后来稳。 记住她下台阶回头的那一眼，像一根看不见的细绳从屋里抛出来，系在她的行李带上。等到细绳断在路上，屋里的人没有长叹，只有一句压到最轻的惊讶。 生活的轨道没有歪，会议照例，文电照批，日子像一列车，出洞进洞，一刻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