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国民党女特务王化琴，被解放军战士押上刑场准备枪毙。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大喊道：“枪下留人，首长说这个女特务是好人！”
枪口落下前，刑场的空气凝固了，1951年初冬的昭化县，寒风裹着土腥味钻进每个人的衣领，围观的人群挤得密不透风，有的眼神冷冽，有的暗暗叹息。
台上的女犯五花大绑，脚踝微微颤着——那是王化琴，曾经的“军统特务”，行刑队的手指已经扣在扳机上，喊口号的喉咙嘶哑。
就在这时候，一匹快马从远处飞冲进来，马蹄踢得泥水四溅，骑手嗓子几乎撕裂——“枪——下——留——人！”
这四个字，炸得全场一片哗然，那名战士递上的是四川省副省长的亲笔信，寥寥五个字：“她救过共产党。”
人群开始交头接耳，原本复杂的气氛像被浇了冷水，特务救共产党，很多人不信，这消息像一把锋利的刀，瞬间划开了时光，露出十一年前的那一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王化琴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到成都，带回的除了行李，还有精通多国语言的头脑和一腔想为国出力的热血，那年冬天，她在人潮汹涌的春熙路上，意外遇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康乃尔。
童年时，两人一个是爱笑的地主小姐，一个是机灵的商户少爷，常在老宅后院追逐打闹，如今再见，少年的稚气早已褪去，康乃尔的眼神沉稳而警觉，那是地下工作者特有的神情。
他此时已是中共川康特委的青年部长，肩上担着秘密联络和组织的任务，而她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道路会被命运推向怎样的岔口，那一次重逢，他们只是寒暄几句，心底却都知道，在这个国破家危的年代，这段情谊已经被烙上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原本王化琴也想去延安，和朋友们并肩抗日，但一次行军途中与同伴失散，她被卷进了敌方的特训班，军统看中了她的语言天赋，将她安排到邮电检查所，负责破译日军电报和监控可疑信件。
起初，她还以为自己能借此机会为抗战出力，可渐渐地，她发现国民党的枪口并不总对准日本人——更多时候，是指向进步青年和我方，那个有他在的正派阵营。
她在案卷中一次次看到被监控的名字，有陌生的，也有熟悉的，直到某天，一个让她心头一震的名字出现了——康乃尔。
茶馆惊魂的经历让人难忘，1940年春，军统得到情报：某天午后，康乃尔将出现在成都一家茶馆，特务的布置一如往常——外围埋伏，里应外合，抓人不留痕。
王化琴知道，这一回若不出手，他的下场只有一个，可她自己也是军统的人，贸然行动，就是自投罗网，她盯着时钟，心跳像鼓点一样催促着。
最后，她一咬牙——狠狠咬破自己的舌头，嘴里瞬间涌出腥热的血，她以“身体突发不适”离开岗位，甩掉了两个跟监视她的女特务，快步钻进茶馆。
屋内，康乃尔正专心与同志低声商议，她冲过去，脸色苍白，吐字含混地挤出一句：“快走！”然后作势扶着桌子，像被病痛击倒。
康乃尔的眼睛微微一闪，明白了，几秒后，他与同伴从后门离开，而前门的捕快正好撞空，那天之后，他们谁都没再提起这件事。
她被关了半年，出来后不再参与要害工作，可那一刻埋下的信任，比任何誓言都更坚固，新中国成立后，王化琴本该过上平静的日子，然而，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浪潮汹涌而来，她的地主出身和军统身份被无限放大。
1951年冬天，她被判死刑，公审大会上，群众的情绪高涨，过往的恩怨和标签像枷锁一样扣在她身上，她知道，自己解释不了，也没人敢替她辩解。
直到刑场的那个清晨，康乃尔才从外地赶回——他已经是四川省副省长，消息传来时，他几乎是拍案而起，不顾一切写下那封短短的信。
在那个人人都怕“站错队”的年代，这一步，风险巨大，可他很清楚，若没有当年茶馆外那一口血，今天的自己，恐怕早已不在。 康乃尔对她，是一条在暗流中伸出的手，是劫后余生的记忆，而她对他，则是那个能在关键时刻挡在枪口前的人，他们的情谊，不是靠寒暄维系的，而是一次次在生死边缘的默契选择。
特工的日子里，信任是一种奢侈，而他们却用命为彼此证明过一次，最终，王化琴免了死刑，被改判三年，出狱后，她重新回到讲台，低调到几乎被遗忘。
1985年，她在宝轮中学去世，讣告只是“退休教师”，没有人提起她会几门外语、曾是留日高材生，更没人提起那个茶馆的下午。 历史有时候像密电一样，被层层加密，直到多年后才被偶然破译，王化琴和康乃尔，一个军统特务，一个共产党干部，他们的名字本该永不相交，可命运却让他们在两个关键节点互相救了彼此一命。
刑场上那声“枪下留人”，不仅是一次生死逆转，更是十一年前那个瞬间的回响，人们说，历史是冰冷的，可在这冰冷的缝隙里，总会闪过一些温热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