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李贺写下“天若有情天亦老”后，没想到整个唐朝都没人能接上，直到宋朝，一个酒

唐朝，李贺写下“天若有情天亦老”后，没想到整个唐朝都没人能接上，直到宋朝，一个酒鬼在喝醉后竟随口说出了下半句… 盛唐的气象，放到今天想，几乎是超现实的。长安夜市的灯一盏盏亮下去，能一直亮到城外驿道口，连驼铃声都带着点不舍得散场的味道。酒肆里，有人拍着案吟李白的“将进酒”，茶棚边也有人低声背杜甫的“国破山河在”。诗在那个时代不是书斋的私货，而是空气里都能闻到的香气。就在这样一个余韵未尽的年头，河南福昌出了个李贺。 这孩子的出身，说起来有光，但那光早就像旧铜镜的亮面，被一层暗锈盖住了。他的高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可几代人过去，家道衰得厉害，到了父亲李晋肃手里，不过是个边地小吏。院子深处青苔爬上了石阶，风吹动的是松木门的吱呀声。父亲早逝，家里空得很，灶台常年冷着，连油烟味都稀薄。 李贺偏偏不安分。七岁那年就能写诗，写得快得惊人。韩愈、皇甫湜听说了，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思去看。他提笔那一刻，屋子像被什么按了静音键，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诗成之后，两位大文人对视一眼，那神情，像是认出一块未经打磨却已经会反光的玉。李贺平日出门，不带什么行李，只带个破锦囊，骑着高大的黑驴在村路上晃。遇见一抹好颜色，或脑子里闪过个奇特的句子，就停下，写在纸片上塞进去。那锦囊里装的，是他对世界的捕获。 按理说，少年成名，走科举路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唐代有条“嫌名律”，父亲的名字里若有字与科目名同音，子孙便不得应试。他父亲名中带“晋”，与“进士”同音，门就这样关死了。韩愈替他抱不平，写下“父名晋，不举进士。若父名仁，子遂不得为人乎？”这种话，可制度的门锁不会因一句辩白而松开。他只得靠荫补做了个奉礼郎，从九品的小官，既无实权，也无舞台。长安的三年，他看尽官场里那些冷眼、轻笑、虚与委蛇。更要命的是，年轻的妻子病逝，让他的诗句染上了彻骨的寒色。 他写过“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那是胸中尚有的热血。可更多时候，他的诗像古画里的残山剩水，墨色处浓得沉重，留白处空得发凉。从长安回洛阳的路上，他写了《金铜仙人辞汉歌》。魏明帝迁走汉武帝宫里的金铜仙人，这段史事，被他写成一场关于盛衰的寓言。诗到末尾，“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像是从胸口逼出来的叹息。它不止在说王朝兴替，也在映照自己——若天有情，早该衰老。长安的文人们纷纷试着对下句，不是气力不够，就是意境塌了。时间久了，这句成了唐人眼里的“奇绝无对”。 他二十七岁就走了，留下不多的诗篇，却篇篇锋利。那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在唐诗的天幕上高悬了两百年，没人能为它续完。 等到北宋，战火平息，文坛又热闹起来。石延年，字曼卿，文名不俗。在一次宴席上，有人又提起李贺那句，叹唐代才子如繁星，也没能对上。酒正热的时候，他放下杯，随口道：“月如无恨月长圆。”这不是旁人绞尽脑汁的对句，而是像水面落下一粒石子，涟漪自然开去。史料可见于司马光的《续诗话》，记得很清楚——世人以为与上句可敌。至于传说里那天他酒意正浓，话是信手拈来，这只能说是坊间添的故事，添得倒也好听。 后来的人更贪心，把李白的“把酒问青天”、苏轼的“举杯邀明月”，和这两句放在一起，拼成一副集句对联：把酒问青天，天若有情天亦老；举杯邀明月，月如无恨月长圆。工整是工整，意境也远，但那已是后人的巧思，不是古人一气呵成的手笔。 那句上联，从中唐走到北宋，再被后人放进对联里，像一条河绕了很大的弯才汇入大海。想起李贺，一个家道中落的年轻人，骑着驴走在尘土飞扬的乡道上，锦囊里是刚写下的句子；再想起石延年，在灯火下举杯放下杯，说出那句圆满的下联。两个画面隔着几百年，却像能在某个黄昏的风里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