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国歌有一句歌词差点被删，最终毛主席一锤定音！ （参考资料：2017-06-07 人民日报——几度沧桑 国歌的诞生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即将诞生，万物待兴，按理说，国歌也该是一首描绘和平与繁荣的新曲，可决策者们偏偏选了一首充满“危难”与“斗争”的老歌，这背后，与其说是深思熟虑，不如说是一场意外与必然交织的碰撞。 1949年盛夏，为新生国家寻找“声音”的使命，落到了一群文化巨擘的肩上，郭沫若牵头，田汉、茅盾等人组成了国歌初选委员会，后来又请来马思聪、贺绿汀这样的顶尖音乐家当顾问，阵容不可谓不豪华。 紧接着，一份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审阅的《征求国歌词谱启事》，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连登八天，阵仗搞得很大，颇有全民总动员的气势。 启事一出，四海回响，从城市到乡村，从国内到海外，稿件如雪片般飞来，截至8月底，国歌稿件就收了三百五十多件。 热情是有了，可佳作在哪儿呢？委员会的专家们把稿子翻来覆去，发现能与新中国气魄相匹配的作品，寥寥无几，这就有点尴尬了，一个大国成立，总不能连首像样的国歌都拿不出来吧？ 时间不等人，转眼到了9月，政协会议召开在即，国歌的事被推到了最高决策层，此时的应征稿件已暴增至六百多份，歌词近七百首，可结果还是一样，选择越多，反而越没有选择。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9月25日，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主持座谈会，到场的都是郭沫若、徐悲鸿、梁思成这类当时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 当讨论陷入僵局时，教育家马叙伦提了个建议：要不，在新国歌正式定下来之前，先用《义勇军进行曲》顶上？ 这个提议瞬间点燃了会场，徐悲鸿第一个站起来赞成，他觉得这首歌有画面的，能让人想起当年的悲壮。 郭沫若等人也表示同意，但他们觉得歌词得改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话放在新中国成立的当下，好像有点不合时宜，郭沫若甚至当场就构思出了新词，想给这首老歌换上新衣。 谁知，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政治学家张奚若却坚决反对，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是历史的产物，改了就破坏了它的完整性。 他拿法国国歌《马赛曲》举例，那里面也充满了血与火，可法国人至今还在唱，因为那是历史的记忆，实业家黄炎培也觉得，不改词更好。 正在这时，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补上了一记关键助攻，他生动地讲述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如何被广为传唱，早已是公认的中国人民反抗精神的象征。 要不要为了“政治正确”而修改历史？这个难题最终摆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面前。 周总理一锤定音：“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他认为，新中国需要的恰恰是这种在艰难困苦中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 毛主席也明确表态，支持不改，他看重的，是歌词里那股“安不忘危”的清醒，他明白，一个国家的建立并非一劳永逸，未来的路还长，斗争也远未结束。 共识就此达成，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周总理与在场的所有人一起，放声高唱起这首即将成为国家声音的战歌。 两天后，全国政协正式决议：在新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这个“代国歌”的身份，一用就是几十年。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响彻天安门广场的正是这首雄壮的旋律。 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对此给出了官方解释：之所以不改词，就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并“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曾用《国际歌》、法国至今仍用《马赛曲》的道理是一样的。 回头看，选择《义勇军进行曲》或许是个美丽的意外，它不是为了庆祝胜利而作，而是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恰恰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危机感，让它超越了时代。 它像一个警钟，时刻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我们从哪里来，走过怎样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