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对干部夫妻被带走，临走前，他俩将保险箱的钥匙塞到47岁保姆手里，红着眼眶说：“高姐，6个孩子和这个家交给你了！”10年后，这对夫妻回到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四十七岁的高玉清本是个命苦的农村妇女，前些年一场滔天的洪水，卷走了她的丈夫和唯一的女儿，也冲垮了她在村里赖以遮风避雨的老屋。

在刘家的日子安稳祥和，县长夫妇待人和善，孩子们也渐渐和她熟悉亲近起来，这里成了她劫难后唯一的栖息之地。

许曼云轻轻拉住她粗糙的手，声音有些发紧，迅速塞给她一枚小小的钥匙，那是家里最重要一只保险柜的钥匙，里面有家中为数不多的现金和值钱物品。

此时她的眼眶已经红了，旁边的刘致台也紧抿着唇线，“这个家拜托你了！”千言万语在那一刻噎在喉咙里，只剩下沉甸甸的托付，和深到骨子里的恳求。

高玉清攥紧钥匙，喉咙发硬，一个重重的“嗯”字便包含了她所有的决心和保证，就这样，大铁门在寒冷的夜里沉重关上，只留下六个尚不知命运风雨的小身影，和一个强撑着挺直了腰板的中年妇人。

家徒四壁的窘境很快摆在眼前，先前刘县长每月支付的工钱加上一点积蓄，在要养活六张逐渐长大的嘴的现实面前，脆弱得像一层薄纸。

孩子们正是能吃长身体的时候，粮食定量有限，布票也紧张，穿用都开始捉襟见肘，夜里，油灯昏黄的光线下，高玉清打开那个小小的保险箱查看，刘家夫妇留下的那点家底，杯水车薪。

她把目光投向了自己仅有的陪嫁物，母亲当年塞在她嫁妆包袱底的一枚成色还算不错的玉镯，抚摸了几遍冰凉的玉璧，第二天，她咬着牙走进了县里的典当行。

从四十七岁到五十七岁，整整十年光阴，那枚被卖掉的玉镯所换的钱，成了支撑这个特殊家庭艰难运转的一笔启动资金。

冬天到来前，她必须踩着冰冷的河水一遍遍浆洗全家人磨薄了的棉衣被褥，拆洗晾晒后再用那并不充裕的棉花反复絮补，确保每个孩子夜晚钻被窝时不会冷得打哆嗦。

夏天暑热难耐，她用零星的布票，想法子找来些棉布边角料，熬着夜灯给孩子们缝制单薄但吸汗的汗衫裤头。

日子像拉磨的驴，沉重而缓慢地在贫穷和责任中打转，她的脸庞刻下了沧桑的痕迹，腰背也因为长年的辛劳而日渐佝偻。

但孩子们在她毫无保留的庇护下，竟都奇迹般地长起来了，大孩子考上外地的大学临走时，捏着半新但浆洗得格外干净的被褥卷，看着高姐又添了几缕灰白的鬓角，深深鞠了一躬。

小的也陆续进了县城新建的工厂当学徒，领了第一个月微薄的学徒工资后，不约而同地把那点新票子塞给高姐买点肉补补身子。

每年春节，无论路途远近，家里的门槛都会被大大小小的脚步重新踏热，几个当年的孩子围着她嘘寒问暖，看着她皱纹里藏不住的笑意，他们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年”。

1976年的深秋，院子里的老树枝叶尽落，这一天沉重的敲门声响起，他拉开门栓，院门外站着两个身形瘦削、衣衫破旧、神情既期盼又惶恐的身影。

她愣了几秒钟，才认出那竟是阔别整整十载的刘致台和许曼云，夫妇俩紧张而踟蹰地踏进这熟悉的院落。

院子里收拾得干净利索，墙角堆放整齐的柴禾，晾衣绳上晒着旧而整洁的衣物，空气中弥漫着家的踏实气息。

几个个子高挑结实的大小伙子闻声赶了出来，看到来人后，激动地喊着爹娘围拢过来，十年离散，音容相貌都已变化，但骨肉亲情瞬间穿透了时光。

刘家夫妇被簇拥着进屋，手抚摸着旧家具上纤尘不染的油漆面，看着炉膛里跳跃的火焰，再看向院子里孩子们明朗健壮的身影，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

当孩子们七嘴八舌讲起高姨如何变卖唯一的玉镯、如何十年如一日操持这个家、如何在清贫中让每个人都活着长成时，这对经历风霜的干部夫妻早已泪流满面。

后来的日子，她依然是这个家的支柱，刘家夫妇也顺利恢复了工作，岁月流逝，孩子们成家立业，也都有了各自的儿孙。

他们对高玉清的称呼，早已从“高姨”变成了更亲的“姨姥姥”，每到节假日，儿孙辈的欢笑声总是塞满了她的小屋。

姨姥姥的腿脚不灵便了，手也不再那么灵活，但总有温暖的手为她揉腿捏肩，总有新鲜的瓜果及时递到她眼前。

九十六岁寿辰那天，四世同堂挤满了屋子，大大的寿字贴在堂屋中央，小曾孙把奶油抹到了自己的鼻子上。

当那个漂亮的寿桃切开来，满堂的祝福声响起，有人提议拍张全家福，高玉清坐在中央，怀里抱着最小的曾孙，被一群她当年含辛茹苦养育大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孩子的孙儿围绕着，镜头“咔嚓”一声，定格了老人沧桑面容上最欣慰满足的笑容。

她的故事就像一杯温热的老茶，苦里裹着回甘，一个朴实的保姆，面对生命突如其来的巨大责任，靠着一双手和一颗至真至善的心，撑起了别人的家庭延续，最终收获了一个庞大的、没有血缘却刻入骨髓的亲情网络。

她毕生的付出在她安详离世后依然在几代人的怀念中回响，成为小城邻里间口耳相传关于忠义与良善的温暖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