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都不要了！安徽阜阳，一女子抛夫弃子消失12年，连丈夫葬礼都没有出席，不料，当她得知丈夫是务工去世，单位给了220万的赔偿金时，却突然现身要求分钱，甚至将俩个儿子告上法院，而法院这样判了！ 一个女人扔下丈夫和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一走就是整整十二年。这期间，她对家里不闻不问，既没给过一分钱，也没照顾过孩子一天。

法院传票送到兄弟俩手里时，老大建军正蹲在工地拌水泥，老二建强在旁边递铁锹，水泥浆溅得两人满身都是。建军捏着那张印着“王秀莲”名字的传票，指节捏得发白——这个名字，他已经快记不清了，只记得十二年前那个暴雨天，女人拎着红箱子出门，说“去城里打工，过阵子就回来”，从此像水滴融进大海，再没了音讯。

那年建军十岁，建强才六岁。父亲李老实抱着他俩坐在门槛上，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最后说：“咱不想她，爹能养你们。”之后的十二年，李老实像头老黄牛，在建筑队搬砖、和泥、扛钢筋，冬天手上冻裂的口子裹着胶布继续干活，夏天中暑了灌瓶藿香正气水又上工。兄弟俩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枕头下总压着张褪色的照片，上面是女人刚嫁过来时的样子，梳着麻花辫，笑得露出两颗虎牙。

三年前李老实查出肺气肿，医生让住院，他揣着诊断书回了家，说“住院太贵，不如多干点活给娃攒学费”。直到去年秋天，他在脚手架上突然栽下来，手里还攥着给建军买的新安全帽。葬礼那天，村长挨家挨户打电话问有没有王秀莲的消息，最后只能在墓碑“妻子”那一栏，空着个孤零零的位置。

王秀莲出现在法院门口时，穿着花衬衫，烫着卷发，手里拎着个名牌包，和记忆里那个扎麻花辫的女人判若两人。她看见建军兄弟，脸上堆起笑：“建军，建强，妈回来了。”建强往哥哥身后躲了躲，他对这个“妈”的印象，只停留在六岁那年，她抢走自己手里的糖葫芦，说“男孩子吃什么甜的”。

法庭上，王秀莲的律师滔滔不绝：“根据《民法典》，配偶有权继承遗产，赔偿金作为死者近亲属的抚慰金，原告理应分得相应份额。”建军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一沓沓车票和汇款单——都是这十二年里，父亲去各地找王秀莲的记录，最远到过新疆，汇款单上的金额从五十到两百不等，收款人却全是“查无此人”。

“你走的第二年，我爸带我们去广州找你，在火车站睡了三晚，钱被偷了，只能扒货车回来。”建军的声音很稳，却带着冰碴，“建强八岁那年生重病，你留的电话早成了空号，是邻居凑钱才救活的。”他指着旁听席上的村长，“这些年，是村里给我们办的低保，是张婶给我们缝的棉衣，你在哪？”

王秀莲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嘴里反复念叨：“我是你们的妈，这是我的权利。”这时建强突然站起来，从书包里掏出个作业本，上面是他小时候写的日记，歪歪扭扭的字迹记着：“今天下雨，我想妈了，爸说她在很远的地方挣钱。”最后一页画着个女人的背影，旁边写着：“妈，我不怪你，你回来吧。”那是他十岁时写的，后来就再也没画过。

休庭时，王秀莲在走廊被张婶拦住。老太太指着她的鼻子骂：“当年你走时，建军把攒的五块钱塞给你，说‘妈买糖吃’，你现在还有脸来要钱？”王秀莲的包掉在地上，露出里面的药盒——是治疗糖尿病的药。她蹲在地上捡东西，肩膀抖得厉害，嘴里嘟囔：“我也是没办法，我现在一身病……”

最终法院判决：王秀莲虽为配偶，但多年未尽夫妻义务和抚养责任，赔偿金主要用于两个儿子的生活和教育，酌情分给她十万元。拿到判决书那天，建军把十万元存进了建强的学费卡，说：“爸说过，人要往前看。”

王秀莲没来取钱。后来听人说，她去了李老实的坟前，蹲了整整一下午，烧了件新做的衬衫——那是李老实年轻时总念叨想要的。建军兄弟去上坟时，看见墓碑前摆着束野菊花，沾着露水，像极了当年那个扎麻花辫的女人，在田埂上采给他们的样子。

今年建军考上了大学，建强升了高中。开学那天，兄弟俩在父亲的遗像前磕了三个头，照片里的李老实笑得憨厚。建军说：“爸，你看，我们把日子过起来了。”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相框上，暖洋洋的，像父亲粗糙的手掌，轻轻抚过两个儿子的头。

其实生活里的风雨再大，只要心里装着牵挂，就能一步步走下去。就像李老实十二年如一日的支撑，像兄弟俩互相取暖的陪伴，甚至像王秀莲迟来的那束野菊花——或许有过过错，但终究在血脉相连的地方，藏着一丝无法割舍的牵绊。而那些真正支撑人前行的，从来不是金钱，是爱，是责任，是无论多难都不放弃的勇气。 对此您怎么看呢？ 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