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初到长沙帮办团练乡民，因为酷吏风格、越殂代庖严抓治安，导致湖南巡抚骆秉章和绿营提督鲍起豹都对其有意见。骆秉章身为湖南巡抚协调一省，还会收敛一些；鲍起豹武人一个，好几次公开与曾国藩发生冲突，首领如此，底下人更是摩擦不断。 一次，湘勇和绿营又发生冲突，影响很大。因为是绿营挑衅在先，曾国藩就要求鲍起豹严惩闹事之人。鲍起豹明面上将犯事者交于曾国藩，暗地里却安排士兵起哄，曾国藩还没审问上闹事者，他的办公处已经被绿营给包了，要求放人。 当时，于是曾国藩就找骆秉章调整，后者本就对他有意见，再加上湘勇和绿营之事不属于他负责，当即就拒绝了。后来湘勇和绿营事件闹大了，双方动了刀子，就连曾国藩的自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在骆秉章也不管的情况下，他只能服软放人。 应该说这件事让曾国藩很没有面子，权威遭挑战，威信尽失。但他也不是冲动之人，明白长沙已不是自己久留之地，还不如换个地方重来。 不久之后，曾国藩移师衡阳，一边训练陆军之时，还一边设厂造船开始训练水军，一年之后，湘军迅速扩展为拥有水陆两师共将近2万人的队伍。 正是这支初创的军队，活生生将满清从悬崖边缘拉回——试想想，若是曾国藩一意呆在长沙练兵，还会有后来的湘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