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亿儿媳”简直成了个笑话！43岁了，一直都被别人摆布，连吃碗馄饨的自由都没有。
徐子淇43岁生日那天，香港媒体拍到她在浅水湾的豪宅露台上晒太阳。照片里，她穿着高级定制的碎花裙，手腕上叠着戴了三只钻石手镯，旁边有两个戴着白手套的佣人伺候着，一个给她递果汁，一个帮她撑遮阳伞。
没人知道，前一天晚上，她对着镜子试了三次普通的棉质T恤，都被管家轻声劝住了，管家说第二天有街坊茶会，穿这个不合适。
她的衣橱里挂着73件还没拆封的高级定制礼服，可里面却藏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初中校服。那是去年整理旧东西时翻出来的，她偷偷把校服塞到衣帽间最里面，还是被佣人发现，交给了李兆基的二太太。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公公头都没抬，只让管家传话，说有些东西该扔就得扔，念旧可不是好习惯。
结婚十七年了，徐子淇学会了用三种不同的语气说“谢谢”：对公公说话要带三分恭敬，对丈夫说话得带点娇憨，对佣人说话就得保持距离。可她一直都没学会拒绝别人。
上个月，她想给小儿子报街舞班，婆婆说李家的孩子应该学马术，她就默默把报名表改了。三年前，她想请中学时候的闺蜜来家里喝茶，助理查了对方的家世后告诉她，说她闺蜜的父亲去年破产了，不太合适，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联系过闺蜜。
外人都觉得她钱多得花不完，可实际上她私人账户里，每个月能自由支配的钱只有50万港币。去年她看中一幅青年画家画的油画，想偷偷买下来挂在卧室，财务总监当天就给李家诚打电话了。第二天，家族信托的律师上门来解释，说不是艺术品投资类的支出，超过100万就得两位董事签字才行。那幅画最后被恒基兆业的公关部买走了，挂在了公司大堂，标签写着“集团收藏”。
她手机里存了178个联系人，可真正能说几句心里话的，只有菲律宾籍的育婴师。这位育婴师在李家干了十年，知道她凌晨三点会偷偷起来看烹饪视频，知道她把大儿子写的“妈妈做的饼干最好吃”藏在日记本里——虽然她从来都没能亲手给孩子烤过一次饼干，厨房的佣人说，“李太的手是戴珠宝的，不能沾面粉”。
前年香港下暴雨，她的车被困在半山，路过一家24小时营业的馄饨店时，她突然让司机停车。保镖马上围了过来，一个去店里打包馄饨，两个站在车外警戒，还有一个对着对讲机汇报，说“李太在车里等着，预计五分钟后离开”。她看着车窗玻璃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突然想起16岁在伦敦留学的时候，和同学挤在街角吃鱼薯，手指沾着番茄酱，笑得腰都直不起来。那天打包回来的馄饨最后在车里放凉了，她一口都没吃。
外面总传言她和何超琼是闺蜜，其实她们每年只见两次面，都是在慈善晚宴上。去年晚宴结束后，何超琼拉着她的手说：“听说你想学陶艺，我认识个不错的老师。”她刚要接话，助理就过来说“李生在车里等您”。后来她让管家去打听那位陶艺老师，得到的回复是“老师的工作室在工业区，安保措施不太好，不太方便”。
她梳妆台的抽屉里锁着一个铁盒子，里面有三张皱巴巴的电影票根，都是十年前她偷偷去看电影留下来的。最后一次去电影院，她戴了假发和口罩，还是被后排的人认出来了。第二天报纸就登了“千亿儿媳微服观影，亲民作风获赞”，从那以后，家里的家庭影院每天都会放新电影，只是身边永远都坐着管家安排的陪看人员。
上个月她去参加小女儿的家长会，班主任说孩子在作文里写“妈妈像橱窗里的洋娃娃”。回家的路上，车过隧道的时候，她突然让司机开慢点。隧道里的灯光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照在她还没卸完妆的脸上，她摸了摸手腕上的钻石手镯，那冰凉的感觉让她想起12岁那年，妈妈第一次给她戴珍珠项链，说“这才是女孩子该有的样子”。
43岁的徐子淇，住着价值40亿的别墅，名下有两艘游艇、三架飞机，可她最近经常做一个梦：梦里她穿着初中校服，坐在香港街头的馄饨摊前，老板问“加不加辣”，她笑着说“多加点”。
梦醒的时候，窗帘缝隙透进来的光正好照在床头柜上，那里放着明天的行程表：七点喝燕窝，八点学插花，十点出席剪彩，下午三点陪婆婆喝下午茶，晚上七点参加晚宴。行程表上没有一点空白，就像她过去43年的人生，每一格都被填得满满的。只是填写的人，从来都不是她自己。
这让人想起了台湾的一位豪门媳妇，同样住着豪宅，名下有好多财产，却连给父母买套普通公寓都得经过家族理事会同意，出门买包纸巾都有保镖跟着，就像个精致的提线木偶一样活着。
说到底，这样的富贵生活，更像是一场华丽的囚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