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周迪道接到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新四军筹集800万军费，这在当时的敌后战场上，是一笔惊人的数字，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不得不深入敌占区，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凭着从红军时期打下的底子和多年积累的经验，他一点点打开局面，终于在商界和地方势力之间建立起了秘密联系，筹款行动初现希望。   一名叛徒的背叛让整个计划戛然而止，周迪道被日军宪兵逮捕，关进了严密看守的审讯室，那里没有硝烟，却比战场更险恶，酷刑接连不断，日军对他的“热情款待”没有丝毫保留，他明白，如果一味硬扛，只会被折磨致死，更无法完成任务。   面对残酷现实，他做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不再死扛，而是主动示弱，他的“转变”让敌人感到意外，但也并未完全相信，为了打消日军的疑虑，他开始配合地供出一些已经废弃的联络点，这些信息真假参半，看似有价值，实则毫无威胁，敌人试探之后，渐渐松懈了警惕。   这只是开始，为了让敌人更信服，他彻底放下了所有英雄的架子，开始“堕落”，他出入赌场、出没烟花巷口，甚至在街头抢夺百姓财物，做出许多让人痛心的举动，不少同志看到他的行为，心灰意冷，甚至向组织报告他已经变节，群众的骂声、同志的误解像利刃一样刺向他，但他没有解释，他知道，只有彻底陷入敌人的信任圈，才能为组织打开另一道门。   在表面上堕落的同时，他用极其隐秘的方式，将一封密信传出，这封写在烟纸上的字条，最终送到了浙东游击区的保卫系统手中，信中，他请求组织批准他就地潜伏，继续执行任务，他的想法是通过假投降，打入敌人内部，建立一个秘密工作小组，从内部获取情报、转移物资、营救同志。   这个提议并非没有风险，一旦他是真的叛变，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但组织在权衡再三之后，决定相信他，从这一刻起，他的身份不再是普通干部，而是敌后最特殊的存在，他的“叛徒”身份成为他的保护色，也成为对敌斗争最锋利的武器。   组织批准后，他开始有计划地行动，他不再只是表演“堕落”，而是将这个角色演得更深，他主动接近日伪高层，赢得了宪兵部队头目的信任，他开始接触日军财政系统的人员，甚至与一些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建立联系，在这些关系的掩护下，他悄然组建了一个秘密小组，后来被称为“400反间谍小组”，小组成员都是从敌人眼皮底下“叛变”过来的同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掩护身份。   他们的资金来源也别出心裁，既然是“汉奸”，那就要有“汉奸”的样子，他们以勒索、敲诈、赌博等名义，从发国难财的商人和汉奸手中获取资金，这些钱一部分用于小组的活动开销，一部分用来打点日军高官，剩下的则设法转交给新四军，在这些资金中，有人曾一次性拿到一亿伪币，其中大部分被用作“进贡”，少部分则成为新四军急需的军费。   这个小组在敌人内部活跃了四百多天，期间完成了大量情报收集和物资输送工作，他们的手法极其隐秘，常常利用时间差来迷惑敌人，有时，他们会提前几天得知敌人的军事部署，但不会立刻传情报，而是等战斗结束后再“建议”日军高层调整战术，等报纸刊出战况消息，敌人反而更加信服他们的“情报能力”。   在一次营救行动中，周迪道利用自己的“特权”，成功从日军手中要来一位被俘的女同志，为了掩护她的身份，他声称要娶她为妻，表面上是荒诞的汉奸行径，实则是一次救人于火坑的举动，两人配合默契，演得滴水不漏，女同志顺利脱身后，也加入了小组，成为最关键的联络员之一。   除了营救同志，他们还时常利用日军的运输系统，将武器、药品等禁运物资偷偷运出城市，一次，他们把军用药品藏进日军长官的行李箱，借着去上海“见世面”的名义，成功将整箱物资运往根据地，还有一次，他们通过渔船夹层藏匿金条，差点被稽查队发现，但最终有惊无险。   最为惊险的一次，是在一次会议上，一名旧识认出了周迪道的真实身份，当众揭发时，周迪道毫不慌乱，反而反咬一口，指控对方贪污军用品，他早已掌握了那人的丑事，此举反败为胜，成功化险为夷，那名叛徒最终被日军清除，而周迪道的地位则更加稳固。   到了抗战最后阶段，日军准备撤退，局势日益混乱，就在这时，周迪道带着60多名已经被策反的伪军，连同整车军火，一起离开了日伪控制区，返回根据地，他们的突然消失让敌人措手不及，而伪政权竟然还在为他们举行“欢送宴”，全然不知这些“忠诚汉奸”已经变成反抗者。   信息来源：宁波日报 2020-09-01——《日本宪兵队里的新四军400小组：潜入“魔窟”建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