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吴三桂，无数仁人志士对其恨之入骨，就连蒋介石也曾对其深恶痛绝——1969年，在得到苏联支持其反攻大业的机会时，他犹豫片刻后坚决拒绝，理由便是绝不做第二个吴三桂。可见，吴三桂的罪行早已昭然若揭，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可辩驳。很多人只知他引清兵入关，却不知这仅仅是他罪恶的开端，其后续所作所为，更是罄竹难书、令人发指……
吴三桂出生于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年）。天启年间，其父吴襄调往北京任职，后与辽西名将祖大寿（袁崇焕部下，袁崇焕被处死后，继任其职位）联姻，吴家势力因此迅速壮大。在父亲与舅舅的悉心栽培下，吴三桂考中武举，自此开启了他戎马一生的军旅生涯，凭借过人的军事天赋，逐渐在军中崭露头角。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避开山海关天险，从人烟稀少的蒙古绕道突袭北京。祖大寿闻讯后，立即率领吴襄、吴三桂率军勤王，彼时吴三桂年仅17岁，初经战阵便展现出一定的军事素养。
此后数年，吴三桂凭借战功稳步升迁：崇祯八年（1635年），23岁的他升任参将；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晋升为副将；崇祯十二年（1639年），擢升为总兵，成为明朝末年手握重兵的年轻将领。
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军在夹马山与清军展开激战，吴三桂的军事才能在此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凭借战功进一步巩固地位，后来继任舅舅祖大寿的职位，成为镇守边关的核心力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势如破竹，直逼京师，崇祯皇帝陷入绝境，急忙下诏征召天下各路兵马进京勤王。三月五日，危急关头，崇祯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昼夜兼程，火速率军护卫北京。然而，吴三桂却阳奉阴违，拖延时日，花费多日才率领大军抵达山海关，随后才缓缓向西进军赶赴京师——据《明季北略》记载，吴三桂率军行至丰润时，竟故意停滞不前，暗中观望京师局势，盘算着自身利害，全然不顾君王生死、家国危亡。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行至玉田一带时，突然得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尽的惊天消息，一时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他并未想着集结兵力、复辟明朝，反而第一时间考虑如何保全自身权势，这也成为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更是他背弃明朝、开启罪恶之路的开端。这种临危弃主、唯利是图的行径，不仅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痛斥其“不忠之尤，莫过于此”，明末清初诗人、史学家吴伟业也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辛辣讽刺他借红颜之名、行私利之实的虚伪，与同时期坚守扬州、以身殉国的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尽显小人本色。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是直言不讳：“三桂之叛，始于利，终于逆，终身无一丝可取之处，唯知趋炎附势，背主求荣。”
崇祯皇帝自尽后，李自成的大顺军顺利接管了明朝京师政权，并派遣谋士前往山海关劝降吴三桂。起初，吴三桂已有投降大顺的念头，但据传，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下掳走，一时怒不可遏，竟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由，临阵倒戈，彻底放弃了投降大顺的想法。更深层的原因，实则是他担心自己投降大顺后，无法保全自身权势与家人性命，生怕自己的结局不如陈圆圆。近代史学家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也曾尖锐批判这种行径，称吴三桂“本就是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不过是他为自身私利找的借口，其本质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毫无民族大义与臣子气节可言”，一针见血点破其反复无常的小人本质，揭穿了他借红颜之名、行私利之实的虚伪面目。
为了保全自身及家人性命，吴三桂心生一计，假装答应与大顺军议和，以此麻痹李自成。与此同时，他暗中派人联络清军统帅多尔衮，主动向其求助，甚至不惜许诺以重金、割地，换取清军出兵相助，对抗大顺军。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察觉吴三桂的异样，亲率六万大军，裹挟着滔天气势直奔山海关而来。此时的李自成早已被胜利冲昏头脑，对当时的军事形势判断失误，并未意识到吴三桂的阴谋。吴三桂得知李自成大军前来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六名得力部下前往迎候，假意表达投降的诚意，用尽各种手段拖延时间，只为等待多尔衮率领的清军赶来支援。
在收到多尔衮的复信后，吴三桂更是迫不及待，再次派人恳请多尔衮速速率军入关，与自己联手夹击大顺军。李自成抵达山海关后，通过种种迹象终于识破了吴三桂假投降、真对抗的真实目的，但此时早已错失夺取山海关的最佳时机。而多尔衮则马不停蹄，率领清军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四月二十一日抵达山海关外十五里处，做好了作战准备。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抓住吴三桂身陷绝境、走投无路的有利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抗顺”的幻想，彻底投降清朝，成为清朝征服中原的马前卒。据《清史稿·吴三桂传》记载，吴三桂为表忠心，当场剃发易服，向多尔衮行三跪九叩之礼，甚至主动提出“愿取中原，献予大清”，全然忘却自己是明朝将领，忘却崇祯皇帝的知遇之恩。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趁吴三桂与战败的李自成谈判之际，突然下令清军出兵，向大顺军发动猛烈攻击，随后与吴三桂的军队联手，击溃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清军入关后，势如破竹，不久便攻入北京，正式开启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为了一己私仇、背弃家国的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吴三桂不仅没有丝毫愧疚，反而主动上书多尔衮，请求“追杀大顺余孽，剿灭南明残余”，以此换取清朝的信任与封赏。这种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行为，不仅西方传教士卫匡国在《鞑靼战纪》中记载其“为权势所惑，先后背叛两主，毫无信义可言”，清代乾隆皇帝在《乾隆朝实录》中更是直接定性：“吴三桂两度背主反叛，上悖天理，下祸黎民，实为千古罪人”，与历史上卖国求荣的石敬瑭如出一辙，皆是千古唾骂的小人。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也曾痛斥吴三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三桂反之，宁为瓦全，不为玉碎，贪生怕死，卖国求荣，辱没先祖，贻笑后世。”引清兵入关，不仅导致明朝彻底覆灭，更让中原百姓陷入了清军铁蹄的统治之下，开启了一段屈辱的历史。
清军入主中原后，改年号为顺治元年（1644年）。而明朝的残余势力并未消亡，南方的地方王爷纷纷拥立宗室子弟继位，建立南明政权，沿用弘光年号，史称弘光元年，继续反抗清军的统治，试图恢复明朝江山。
为了稳固清朝的统治，彻底消灭明朝残余势力，多尔衮将目光投向了投降不久的吴三桂。他深知吴三桂熟悉明朝内部情况，且手握重兵，便有意重用吴三桂，让他充当消灭南明残余势力的急先锋，同时颁布了残酷的剃发令，叫嚣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逼迫中原百姓剃发易服，放弃自身的文化与习俗。这一政策引发了中原百姓的激烈反抗，也留下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虽然这些屠杀并非吴三桂的军队直接所为，但归根结底，若不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军无法顺利进入中原，这些悲剧便不会发生；而吴三桂为了讨好多尔衮、保全自身富贵，对这些悲剧视而不见，甚至间接推动了悲剧的发生，对此他难辞其咎。
吴三桂为了得到多尔衮的信任与重用，彻底沦为清朝的爪牙，心甘情愿充当消灭南明残余势力的马前卒。他亲自率领麾下的关宁铁骑，从北方一路南下，疯狂剿灭南明残余势力及各地的抗清武装力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据《南明史》记载，吴三桂率军攻打桂林时，因遭到南明军民的顽强抵抗，破城后竟下令屠城三日，无辜百姓死伤无数，血流成河；攻打昆明时，更是将南明皇室宗亲斩尽杀绝，不留一丝后患。他先后将南明的王爷（有说法为南明皇帝）从南京追击至广东肇庆，最终逼至云南境内。为了斩草除根，吴三桂甚至出兵威逼缅甸国王，逼迫其引渡南明桂王（永历帝朱由榔），随后将桂王残忍处死，彻底断绝了南明政权复辟的希望。
据《滇黔纪闻》记载，永历帝被擒后，曾当面斥责吴三桂“不忠不义，背主求荣”，而吴三桂却面不改色，直言“识时务者为俊杰”，全然不顾自己曾是明朝臣子的身份。更令人不齿的是，吴三桂在处死永历帝后，还亲自前往清朝京城请功，被清廷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手握重兵，割据一方。这种为了荣华富贵，亲手屠杀旧主宗亲、残害同胞的行径，尽显其反复无常、忘恩负义的小人本性，不仅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价其“假复明之名，行叛国之实，反复无常，小人之极也”，近现代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批判道：“吴三桂之恶，不在其能战，而在其无信；不在其背明，而在其反复无常，唯利是图，视家国为筹码，视忠义为草芥。”史学家李治亭在《清史》中也客观直指其要害：“吴三桂起兵反清，绝非复明，实为一己之私，陷各族人民于灾难，其心可诛，其罪难赦。”近现代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中更是痛斥：“吴三桂的每一次背叛，都伴随着同胞的鲜血，他的一生，是依附权势、出卖家国的一生，是反复无常、忘恩负义的一生，堪称千古第一小人。”
吴三桂的一生，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生，他与秦朝的李斯一样，为了追求自身的荣华富贵，不择手段，不惜背弃家国、出卖同胞，沦为千古罪人。纵观其一生，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总结起来，便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更是无耻之极。